从苹果手机利润分配看中国制造业SWOT分析

    制造业是我国当前的最大产业。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无论从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还是国家安全的角度，都需要强大、独立、自主的制造业。但是，谈及国内制造业（如智能手机、集成电路、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状况，各产业普遍面临市场庞大、缺少核心技术、产品低端、利润少、人才缺乏等问题。

（一）劣势

     虽然我国已经是制造大国，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与制造强国仍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制造业在快速发展中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有些还是根本性的，（图1）。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

图1 中国制造业的劣势

产业结构不合理

    从生产角度来看，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表现为低水平下的结构性、地区性生产过剩，又表现为企业生产的高消耗、高成本；从组织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各类产业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分散程度较高，集中程度较低；从技术角度来看，在基础原材料、重大装备制造和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具体而言，许多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自主开发能力弱，许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不少行业产能严重过剩，2013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9%，落后产能占15%～20%，一些规模行业集中度不高，一些产品质量低下。

产品附加价值不高

    一直以来，我国企业大都采用贴牌生产方式，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产品设计、关键零部件和工艺装备主要依赖进口。即使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的产品，中国厂商也更多地处于组装和制造环节，普遍未掌握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主要依赖进口。由于附加值低，我国产品获利甚微。由于缺少自主品牌和知名品牌，2009年数据显示，我国90%左右的出口商品属于代工生产或者贴牌生产，平均产品增加值只相当于日本的4.37%、美国的4.38%或德国的5.56%。

       2011年底，美国学者发布了一份名为《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络利润》的报告，其中针对iPhone手机利润分配的研究显示，2010年苹果公司每卖出一台iPhone，就独占其中58.5%的利润，而中国大陆劳工获得的利润仅占1.8%。（图2）。正因为在价值链中没有技术优势可言，尽管付出强劳动力，获得的却是最底层的、少之又少的微薄利润。

图2 iPhone手机利润的分配构成

数据出处：《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络利润》

    还有的企业虽然生产的产品质量很高，但由于缺乏品牌意识，没有把品牌做大、做强，利润同样提不上去。我国鞋类产品出口全球五大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由于企业过度竞争，互相压价，使我国皮鞋的平均单价呈下降趋势。国内高端市场几乎由外国品牌一统天下，同等工艺、材质、款式的皮鞋，国外品牌可卖到千元以上，而国产名牌皮则仅卖几百元的现象非常普遍。

    由此可见，我国企业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只注重生产，而不注重价值链的其他环节，这导致大多数产品的附加值不高，企业往往只能获得产业价值链末端的微薄利润，赚取些许加工费，而利润的“大头”则被处在拥有自主品牌和高端技术的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占有。如果我们继续仅满足于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不考虑技术创新突破与产业结构升级，就有可能面临一场产业“空心化”的危机——当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廉价的劳动力不再为中国所独有，企业便将大举外迁，资本将流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制造业将面临冲击。

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

    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2012年数据显示，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是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原因。工业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的70%以上，单位产品能耗远高于国际先进水平，单位产值伴随的污染物排放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单位GDP能耗，又叫万元GDP能耗，即每产生万元GDP所消耗掉的能源，一般用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对能源的利用程度，是经济结构和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2009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是德国和日本水平的5倍多，是美国的3倍多（图3）；2010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且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石油、铁矿石等对外依存度均已超过50%。

图3 2009年我国单位GDP能耗    数据出处：国家统计局

       2013年全国一次能源消耗近37.5亿吨标准煤，用占世界21.3%的能源消耗量创造了占世界11.6%的GDP。本世纪前十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0.8，近两年降到0.5，如果今后能继续降低，假设GDP年增幅在7.5%左右，2020年全国能耗也将达到近48亿吨标准煤，同时原油进口比例将达到69%。当前，我国化学需氧量、氮氧化物、SO2、氨氮等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均居世界首位，雾霾、水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已成为社会公害。

    在世界产业的分工链条中，属于中国的环节是制造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对自然资源需求量极大的产业，再加上利用效率低，导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的消耗过快。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的不断上涨给我国以低成本取胜的制造业市场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我国沿海地区大中城市建设的一批劳动密集型的轻加工企业和高能耗企业，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产品成本升高，国际竞争力下降，已无法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随着国内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更快，转换出口商品结构的要求也愈发迫切。同时，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弹性低，而随着中国外贸规模的迅速扩大，外部市场需求的约束力显著上升，低档产品、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呈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今后不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二）优势

    当然，我国的原材料成本低、劳动力资源丰富，为发展制造业提供了比较优越的条件。同时，不可否认，中国对于制造业产品的市场需求是巨大的。第一，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并且市场需求还在日益快速地增长；第二，我们有一大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企业；第三，我们有一个发展制造业的长期方针和战略；第四，我们还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新时期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正源源不断地充实到制造业里面来。这是我们的四大优势。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不断增长的趋势有目共睹。由于发挥市场需求的影响力要以提升加工制造能力为基础，因此，为了更好地发展制造业，不应仅仅扩大生产力，更重要的是“从量到质”的转变。也就是说，制造业应该向着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并将深刻影响制造业的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从当前的全球制造业趋势来看，主导制造业的产业多为数字化、智能化的产业，如智能手机、通信设备、汽车以及一些精密机械等。

    与过去相比，我国制造业在数字化、智能化方面也紧跟时代的潮流。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上，一方面，通过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等软件的大规模应用，大幅优化了生产系统的性能，提升了自动化程度；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集成，形成柔性制造单元、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使生产系统的柔性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不断向智能化进化。

    伴随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物流成本的降低，以及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综合效率的提高可以部分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带来的劣势。同时，我国各类的政策环境、资源环境和价格环境有着很好的梯度，为沿海地区的产业往中西部地区转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三）挑战

    我国产品一直凭借着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打入国际市场。虽然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但我们必须看到，由于物价上涨，我国工人的工资也在上涨。尤其是代表着我国低成本劳动力的农民工的工资大幅上涨，造成了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减弱。

    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也在慢慢弱化。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与我国的差不多，有的甚至还要更低。例如印度为吸引外资制定了比我国更为优惠的政策措施，其平均劳动力成本比我国还要低，而其专业人才的质量又绝不在中国之下，因此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很激烈。

    成本优势的丧失，打击的不仅是参与跨国业务的中国企业，还有一切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中国制造”最大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中国制造”的代表企业、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正式对外发布了百万“机器人大军”计划，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用工荒和人工成本的不断上涨，这也预示着中国制造将结束人口红利时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取代人力，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自动取代手动，第三次工业革命让制造业迎来了信息技术和自动化。落后的人力劳动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制造业的需求，一些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应用自动化技术提升生产力。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也曾经表示，到2016年，定位为智能化机器人生产基地的山西晋城富士康产值将有望突破500亿元，在5到10年内将出现首批完全自动化的工厂，数年内将借助自动化技术消除简单、重复性的工序。

    “工业4.0”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从自动化向智能化、网络化和集成化方向发展。“工业4.0”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技术升级，也将导致部分制造企业的回流，从而对我国制造业产生间接影响。

    可以说，“中国制造”正在面临空前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劳动力人口减少的直接影响是用工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迅速下降。许多跨国公司将工厂搬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基地。但是，由于物价带动人工费用上涨，智能手机和便携式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的代工企业为寻求廉价劳动力，已开始加速进行工厂转移。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企业富士康于1988年进驻广东深圳，随后为了寻找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区，应对劳动力资源紧张，逐渐将工厂向中西部迁移，以降低用工成本。这些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太原(2003年)、重庆(2009年)、四川成都(2010年)、河南郑州(2010年)、贵州贵阳（2013年）等（图4）。

图4 富士康的迁徙路径

资料来源：日经新闻（作者改译）

    对于一些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富士康的工作仍然具有一定吸引力。比如贵州省，2012年农村贫困人口仍有923万，其一类区的月均最低工资标准也仅为1030元。据了解，富士康(贵州)第四代绿色产业园将在未来两三年内为贵州提供5万个就业岗位。

    据说，郭台铭最近也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在2013年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企业领袖高峰会上，郭台铭表示未来两年将启动印度尼西亚五年计划，在印度尼西亚设立手机工厂。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2012年工人年均工资4780美元，比我国深圳市低约30%。而在越南首都河内，2012年工人年均工资更仅为2533美元。

    那么，电子代工企业会不会大规模向东南亚转移？一旦这些企业大规模迁徙东南亚之后，我国制造业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既然物价和劳动力成本无法降低，那就要在配套环境上下功夫。在需求持续萎缩的便携式计算机领域，各代工企业的“西部大迁徙”也在持续。2010年以后，广达计算机等5家台资大企业相继在重庆市建设了新工厂。这些企业看中的或许不是当地政府的税收优惠，而是重庆至欧洲的直达货运列车2011年正式开通带来的物流运输成本优势。

（四）机遇

    危机是威胁也是机会。新一轮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改变国家间的比较优势，进而重塑各国产业竞争力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新一轮工业革命将深刻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进程，对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言这意味着巨大的挑战和同样巨大的机遇。

    资料显示，在2012年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综合指数分布中，美国遥遥领先，德国、日本处于第二方阵，而中国及英国、法国、韩国则处在第三方阵。

    与美国、德国、日本等世界制造强国相比，我国工业大而不强，结构层次偏低，发展方式粗放，大部分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加快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型。

    应对的关键是，要以网络化、智能化为动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德国的“工业4.0”通过打造智能工厂，将生产设备、生产系统、业务管理系统全部连接起来，形成全新的信息物理系统（CPS），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制造模式。而我国大多数制造业企业目前还没有对信息物理系统有深刻认识与高度重视，很难跟上全球工业革命的最新步伐。

    推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具体方式主要有两点：一是重新挖掘比较成本的优势；二是提升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图5）。

图5 两个应对点

重新挖掘比较成本的优势

    以前，我国制造业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以及工业用地等资源所构成的比较成本优势。这种比较成本优势尽管正在逐渐消失，但在这方面，“危机是威胁也是机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为，新一轮工业革命将彻底改变生产模式和组织形式，生产成本将大幅减少，生产模式将大幅转变。也就是说，新一轮工业革命将不再倚重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以及工业用地等资源所构成的比较成本优势，国家间比较优势的格局将产生较大变化。

    此外，我们有了新的比较成本优势。比如说，自贸区方便了制造业产品的跨境交易，会简化零部件的进口，带动产品的出口；电子商务巨头铺设的现代化物流体系，遍及各省市、各区县，甚至许多村落，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大规模物流体系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优势，它缩短了采购和销售的时间，也就相应地缩短了产品的生产工期，加快了产品面市的速度；还有便捷的高铁，现在虽然还没有用于物流，但是人员的流动已经非常便捷了，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销售人员在跑市场时也节约了时间，扩大了范围。

提升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

    “工业4.0”时代，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开放式创新、大规模定制、社会化生产等行为将更加普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将更加紧密，中小企业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将更加重要……这些变化都要求适时、适度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对我国相对薄弱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而言，这构成了现实性的挑战，也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摘自《中国制造2025解读：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王喜文著，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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