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伯强：与施雅风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1988年夏季，作者（后排右一）和施雅风先生（后排右二）在新疆天池。

到了晚年，先生越发豁达与乐观。他经常跟我说他的人生三“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读书为乐。

我第一次见到施雅风先生是在1987年，那时候我刚从河海大学研究生毕业，到中科院南京地理所工作。一到研究所报到，我就参加了由王洪道先生负责的新疆阿勒泰乌伦古湖综合考察研究，同时还参加了由王苏民先生负责的中日青海湖综合考察研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我的科研工作开展的最初十年时间一直是在西北。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有机会与施雅风先生相识，并最终跟随先生。

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么遥远的地方。但是，我很快被西北的广袤与开阔，博大与恢弘，深邃与宁静所吸引和折服。

从1987年到1993年出国，我每年夏季都会去西北四五个月。那个时候，我们去新疆常常会在兰州落脚歇息。每每这个时候，施雅风先生和沈师母都会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刚刚踏上社会不久的小青年，有一次一个人到兰州，住在中科院沙漠所的招待所。先生知道后，特地让沈师母去招待所找我，把我请到家里吃饭。他知道我那时住招待所，没有电视可看，他就热情地留我在他家里看电视。

有一次，我一个人从新疆到青海，再从青海湖赶到新疆，由于离开研究所时间已经很长，身上盘缠不够，遇见先生时鼓起勇气和他借钱。他二话没说，掏出一大把钱塞给我，至今仍然令我难忘。

在青海湖课题里面，我负责青海湖的水量收支计算，弄清楚青海湖水位下降的确切原因。为了这个问题，先生亲自跑到我的办公室里和我一起计算青海湖的水量收支账。譬如计算降水时，先生提醒我，气象部门监测的降水都会不同程度地偏低，原因是用20厘米口径的降水测量仪捕捉到的水滴会偏少，降雪尤甚，需要对此进行校正，为此他又找来参考文献供我理解。

当计算到地下水补给量时，由于缺乏监测资料，我不知道该如何计算。先生告诉我，可以用文献中发表的数据，取其平均值来代替，获得一个大致的估算。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先生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做。计算结果显示，青海湖的水位下降，最主要的还是自然原因。结论出来后，先生又鼓励我写成论文投出去。记得当时我还不太懂论文应该如何写，文章写在普通信纸上。为此，先生不光帮助修改文章内容，还帮助修改论文格式。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这样一步步迈入科研的大门。

1989年，我开始跟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要不是先生的动员，我大概也会像其他人一样，一门心思地想出国读博。这大概就是缘分吧。

自那时开始，我一方面读博士学位，另一方面兼做先生的秘书，直到1993年出国。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之间有了更加频繁的接触。我也经常陪同先生出差。记得有一次，我到石家庄河北地理所与先生会合，然后我们一起去山东莱州湾，在济南转车。因为在济南没有接待单位，我只能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简陋的旅馆，心里感觉甚为过意不去，谁知先生毫不在意，吃过晚饭后，还拉着我兴致勃勃地去济南有名的虎跑泉游览。

1993年，我申请到瑞典做博士后，先生得知后，马上安排我毕业答辩，并且专门在酒店为我践行。席间先生告诉我，一个人初次到国外，会有一段非常孤独和寂寞的时期，过了这个时期就好了，让我有个思想准备。当我准备回国时，先生知道我的性格，提醒我对研究所的环境和条件不要寄希望太高。当我逐步走上研究所的领导岗位时，先生又告诉我，向领导汇报，要先汇报成绩，再汇报不足，最后提要求。同时，看别人要多看别人的优点，少看别人的缺点。他常说，人性的弱点是看别人都是缺点，看自己全是优点，“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当我从所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先生又经常去看我，鼓励我在业务上不断进步。他经常拿一些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的故事来激励我。

到了晚年，先生越发豁达与乐观。他经常跟我说他的人生三“乐”：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读书为乐。他资助过好几个困难的学生上学。

他常以天下为己任。作为1947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告诉我们，当年他之所以入党，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太腐败、太专制。发工资就像发草纸，物价飞涨，民众苦不堪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怀着一腔热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对于解放后许多事件他也不是很理解，甚至他本人也受到波及和影响，但他直言不讳的性格和心系国家、民族前途的胸怀始终未曾改变。

当温家宝总理去看望他的时候，他还坚持向总理提出了生态环境问题和政治改革问题。在垂垂之年，先生仍然不忘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这方面，先生知道我有一些思考，他就经常借一些相关的材料给我阅读，有时还会和我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内容。至今在我的书架上，仍然保存着先生找给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文章材料和中外科学家的传记等书籍。每每看到这些，就会使我想到先生以及我们相处的那些岁月。先生似乎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先生似乎还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