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小儿外科专家张金哲院士：大医至仁
张金哲，我国著名小儿外科专家。1920年出生于天津，1946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1950年在北大医院建立小儿外科专业，成为中国小儿外科重要创始人之一；1958年受卫生部委托开办了一年制小儿外科医师进修班，其学员后来多成为各地小儿外科骨干。从医60年来，张金哲为万余名儿童操刀手术，技术发明改进50余项，先后发表论文250余篇，主编或参与著书40余部，获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10余项。他发明的“张氏钳、张氏瓣、张氏膜”曾在临床广泛应用，并得到了国际认可。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获英国皇家学会“丹尼斯·布朗金奖”，该奖项被认为是小儿外科界的诺贝尔奖；2002年获印度 “甘地（R.K.Gandhi）金奖”。2004年及2006年先后被授予香港及英国皇家医学会外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 2000年，张金哲获得被誉为国际小儿外科界诺贝尔奖的“丹尼斯·布朗金奖”。在颁奖词中，他被称为中国的“小儿外科之父”。获得这一荣誉，张金哲是当之无愧的，不仅是因为他在技术上的“三大发明”，也不仅仅是他开创了中国的小儿外科，更因为他对待每一个孩子都有一颗“父亲”般的仁爱之心。 通过自己的言传，更通过自己的身教，张金哲的医德修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医务工作者，同时也影响了很多患者。 缘定小儿外科 1920年9月25日，张金哲诞生于天津宁河县寨上庄。在顺利完成小学与中学教育后，张金哲于1938年分别报考了燕京大学、天津工商大学和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入学考试国文题目为《入学志愿》，张金哲写下了《不为良相宁为良医》 一文，获高分被录取，而同时辅仁大学美术系也录取了他。三个月后，辅仁大学美术系主任溥心畲还给张金哲写了封信，欢迎张金哲到他那儿去。可由于第一个发榜的是燕京大学，张金哲就此进入了燕京大学，与医结缘。 1941年，张金哲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协和医学院。可没过几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关闭，全体学生被强迫编入当时日本人控制的北大。张金哲拒绝进入日本人的学校上学，后来听说自己在日军黑名单中，1942年大年初二他连夜只身逃往上海碾转进入上海医学院。 1945年日本投降，张金哲于1945年6月回北平，在中和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前身）任外科实习医师。 1949年是个新旧交替的年份，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49年对张金哲来说也是一个选择的年份，他选择留在了北京，留在了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虽然他是有机会去台湾的，因为他的三弟张金藻就去了台湾，可是他已不是之前那个不问政治的张金哲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只有留下来才能实现自己成为“良医”的愿望。 1950年6月，张金哲终于出师，但也没有正式分配具体工作，他便担任了院长的执行秘书。 没过多久，张金哲就赶上了当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7月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张金哲进行了汇报，他汇报的是北大医院1948～1950年两年间小儿外科病儿死亡率情况。当时小儿外科死亡率为29.6％，而成人外科的病死率只有4%。同时，会上提出要加强妇幼保健工作，北京计划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成立儿科系，大量培训儿科专业保健人员。当时北大医学院院长胡传揆教授、儿科专家诸福棠教授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下闲谈时，诸福棠提出“我国儿科，首先应建立小儿外科”。诸福棠向胡传揆要求支援一个小儿外科医生，胡传揆当面就推荐了张金哲，正好张金哲也刚出师正待固定专业，诸福棠当场欣然同意。 说起张金哲选择小儿外科这个专业，可以算是偶然，但是也有一点感情的因素。 1949年8月，张金哲的第二个女儿张建玫出生。当时北京及全国很多城市产科病房正流行一种恶性皮下化脓性传染病。婴儿多在出生后三天发病，无一能活。医院只能关闭两周消毒。虽然张金哲的爱人怕孩子染上此病，产后第二天便提前出院，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孩子出院两天后也患上了此病。张金哲知道，如果按常规治疗，孩子必死无疑，于是他大胆为孩子作切开引流，让她奇迹般活了下来，成为当时得此病存活的首例。此前，按一般外科原则，化脓感染不局限就不能手术，中医传统也讲不熟透就不能切开。而这种病的细菌培养为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当年是无药可治的。张金哲与病理科教授林振刚曾对此病进行过讨论，都认为应该早切开向皮外引流，避免感染性液体在皮下自由剥离、扩散。然而请示外科专家领导，他们都认为只凭推论，根据不足，而且细菌感染未除，即使引流也未必能活。这种违反常规的手术，一旦造成患儿死亡，无人敢负责任。也正因此，早期切开的设想，一直无人敢试。现在是自己的女儿得了此病，张金哲便抛开种种顾虑进行手术切开。有了成功经验后，张金哲便有了根据，此后初发病的婴儿经他手术，连续几例都获成功。 正是这样的经验让他意识到，婴儿手术死亡率之所以居高不下，与医生惧怕困难、无人负责钻研有关。于是他坚定了开创小儿外科的信念。 白手起家 1950年8月1日，北大医院小儿外科正式挂牌成立。刚到儿科，张金哲得到了同事的很大帮助。先是儿科主任秦振庭在儿科病房划出5张床专收小儿外科患儿，并给了他从美国带来的一本Ladd所著《小儿腹部外科学》。外科主任也派了轮转住院医生，安排了小儿外科手术日和专业门诊时间。张金哲也就这样先做小儿外科医生，后学小儿外科技术而披挂上阵。 一开始，张金哲要求自己务必不能出一点差错。每做一个新手术，必定先查书，看看书上是怎么说的，然后找一个同龄尸体，试做几次。等达到熟练的程度，估计手术后有把握能成功，才上台做手术。有危险的手术，一开始张金哲是拒绝施行的，仍由内科常规保守治疗。因为他希望新建的小儿外科争取一两年内无任何手术死亡病例。最初只是在北医儿科病房转入5名需外科会诊手术的儿科病人，以后便充分利用此5张病床周转，收治一些外科病儿。刚刚创立一个新专业，而且是死亡率很高的专业，不少老师向张金哲提出要注意风险，所以他当时只重点开展对少数几种有把握疾病的诊治，逐渐形成了当时北大医院小儿外科“八种病”之说，即：幽门狭窄、脑膜膨出、疝、阑尾炎、肠套叠、肛门闭锁、皮下坏疽、直肠息肉，个别病情严重的病例，必须经过抢救，有所好转才动手术。 一年下来，儿科手术总死亡率从30％下降到9％（包括急症），但比当时成人手术的死亡率仍高一倍。第二年下降到5％，北大医院小儿外科的威信和声誉逐渐建立起来。 之后，张金哲才开始开展新的手术。就这样，他看的病越来越多，能做的手术也越来越多。 得到儿内科的支持及合作，特别是护理方面的支持，再加上有了小儿骨科医师潘少川一起合作，张金哲就开始“来者不拒”了。专科复杂急症技术解决不了，就先作初步治疗，待病情稳定后再请专家会诊。科室很快积累了危重病儿抢救技术、麻醉、插管、静脉点滴等方面的经验，一年内，从技术到设备基本满足了一般急症的需要。例如气管插管，当时只有成人用插管，国内不能生产，也不能进口，小儿需各种型号插管，数量又不多，于是张金哲就到处找代用品，从各种尿管、肛管、电线管到玩具用的塑料管等，还配有各种硬度、弯度、大小、粗细，应有尽有，因而完善了小儿危重抢救的现代技术。这些独特的技术与设备，显示了小儿外科的专业性。 有了两年的成绩与威望，张金哲和同事们就开始扩大开展外科的选择性手术，主动协助外科各专业如骨科、泌尿科、成型科开展小儿外科手术。专家来手术，他们就做助手，帮助麻醉及术前术后管理。1955年，北京儿童医院建成开业。儿童医院当然不能少了小儿外科，潘少川先被调了过去。张金哲由于在北大医院儿科还管理着小儿外科，因此只是暂时借调到儿童医院，成为儿童医院临床外科小儿外科副教授、外科主任。虽然是借调，工作却一点也不能松懈，一面要管北大医院的小儿外科，一边还要张罗着刚开业的儿童医院小儿外科。那时的张金哲真是忙碌异常。 新儿童医院外科最初一切都是新建，从门诊病房的敷料、引流、器械到手术室的棉球纱布、无菌措施，要求全部从零开始。张金哲当年只有35岁，一方面自己在业务上要成长，另一方面还要为儿童医院培养人，医护技术都要管。 当时，医院里的儿科大夫对外科的工作一点都不懂。具体来说，比如手术室叠纱布，手术用的小块纱布需要用大方纱来叠，有时表面上看起来叠好了，可是没法用，而且做手术很容易出事。因为纱布剪下来的时候容易掉毛，所以叠的时候就得把粗边都叠进去，可是当时的儿科大夫都不懂得这些道理。这都是张金哲一手教会的，连衣服怎么叠也得教，叠得不合适一穿就碰脏了，怎么洗手，怎么摆东西都得一点一滴教起。 那时儿外科连消毒室也没有，可是做手术得消毒，张金哲就亲自一样一样消毒，做好手术包。然后他就开始教医生护士们消毒的方法，什么样的东西得怎么消毒，这些都是有讲究的，于是他就在手术室建了一个消毒室。建好了以后发现，有好些东西别的科也得用，于是就供给其他科室，慢慢就成了个小供应室了。可是光供本科的还行，还要供给别的科室，规模就不够了，接着张金哲就把这个小供应室进行了扩大，成了全院的供应室。 另外，手术是要输血的，过去输血都是家长坐一边，孩子坐另一边，抽了家长的血就给孩子输。可是这种方法到了手术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张金哲就想，能不能自己搞血库？一开始也是外科自己先搞了个小血库，后来大家发现这个做法太方便了，其他科室有时用血也就从他这里拿。这样一来，外科自己的血就不够用了，于是张金哲就又扩大了自己科里的小血库，又建成了全院的血库。 由于在北大医院儿外科工作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到了儿童医院，张金哲就采取了同样的方法开展手术。即先重点开展难度不大的疾病的诊治，待树立信誉后，再逐步开展复杂的手术。用这种做法，他们将北京儿童医院外科发展成为各种专业齐全的小儿外科中心。 情系科普 除了钻研医疗专业技术，张金哲还特别重视科普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时期起，他就开始从事科普宣传。起初，他是为了提高老百姓对医学，特别是创伤的认识。此后，张金哲就发现科普很重要。他一直记得周总理的一句话：“我们都讲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要交给老百姓才是力量。” 他把科普工作列为自己工作的重点之一，他认为医药卫生知识是群众最关心的，医生看病在三五分钟内把病给病儿家长讲懂，就是最好的科普。把常与病儿家长谈的话，印成材料就是科普读物。病儿或家长理解了再给别人讲，比医生讲更有效。一个好医生必须钻研如何给不同人群讲病。病人听懂、爱听就是好科普。教育必须要区分对象，也就是对不同文化水准的对象和不同能力水平的人，采用不同级别的方法进行宣传和教育，说白了就是因人施教，科普就是最好的教育模式。这种做法，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因为著名的专家往往事情繁多，很难抽出时间去写大众化的科普作品，甚至还有极少数的人看不起科普工作，而实际上，科普对象的人数远远超过技术人员的数目。这些人有权利从专家处获得知识，专家也有义务传播这些知识，最终获益的将是广大病儿和专家自己，因为专家毕竟不是全能的专家，专家也需要科普。张金哲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以身作则，先是以个人身份在报刊及电台宣传一些儿科和儿外科常见病知识，后来主编《小儿常见病问答》《小儿家庭急救事典》等著作。在担任北京市科普作协及全国科普作协理事期间，他积极致力于医学科普组织工作，编写各种科普文章，组织并推动中青年人参加科普写作，除此还参与了科普电影、电视台广播等方面的科普制作，受到各方好评。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儿童医院还曾定期出版专门的科普小册子，效果良好。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科普作者，活跃在科普阵地上，有些还作为主编出版了科普专著和电视片。张金哲1964～1986年任中华医学会科普委员会副主委，在专业杂志上特辟科普专栏，宣传普及小儿外科知识。鉴于多年来他在科普工作方面的贡献，1991年被全国科协授予“突出贡献科普作家”称号。 除了写科普读物之外，他还认为应该在平时的工作中融合科普教育。2002年以前，张金哲一直住在医院内的宿舍，夜间常到病房看看，和家长聊聊，谈谈孩子的病，尽量讲透讲深，病人家长非常爱听。在长途车中，他只要讲病，立刻成为车厢中谈话的中心人物。他认为这也是一种科普，既作了科普宣传，还交了朋友。平时出专家门诊的日子里，他一方面耐心回答家长的疑问并详细讲解病情、治疗方案、用药方法及注意事项，另一方面他还专门打印了一些常见病的小“便条”，内容不多，却很实用，大大方便了家长，也赢得了无数家长的赞誉。而他的想法就是，希望让家长多知道些医学知识，而家长医学知识的普及必然有益于孩子的健康，这才是科普的力量。 仁爱之心 2000年，张金哲获得了被誉为国际小儿外科诺贝尔奖的“丹尼斯·布朗金奖”。在颁奖词中，他被称为中国的“小儿外科之父”。 获得这一荣誉，张金哲是当之无愧的，不仅因为他在技术上的“三大发明”，也不仅仅是他开创了中国的小儿外科，更因为他对待每一个孩子都有一颗“父亲”般的仁爱之心。 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国家还不太富裕，有些孩子治病需要反复手术，尤其肠胃道、肛门手术都是逐渐进行的，有些家长来医院的次数很多，做完第一次手术还需要做第二期，泌尿还有肛门手术因为是比较脏的地方，很容易感染，所以在医院做几次手术的花费很大，有时候家长的确承担不起。为此，张金哲在外科办公室成立一个基金，孩子治病如果钱不够，就从基金里拿，而基金都是他的稿费收入。 从技术方面来看，张金哲不断改进外科手术，目的就是为了孩子能减少些痛苦。他不但自己这样做，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来保证实施。张金哲的学生和同事贺诚儒回忆说：“我当过科室的秘书。张主任让我设了一个医疗不满意的登记薄，目的就是为提高技术和治愈率。通过这种制度就可以经常提醒大家，并进行强化。” 在医疗作风态度方面，张金哲更是让人无可挑剔。如今他九十多岁了，还坚持上门诊，而且病人来了他都会站起来迎接。每看一个，他都要求自己同时把知识传授给病人。比如孩子来看疝气，那么这个疝气是怎么得的、疝气给孩子带来什么不利影响、孩子目前阶段什么治疗最合适等，他都会向家长一一讲解。最后他还要问家长：“明白了吗？”家长都是一句话：“你给我们都讲清楚了，我们该走了。”像这样给病人看病，还能有什么不满意呢？ 通过自己的言传，更通过自己的身教，张金哲的医德修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医务工作者，同时也影响了很多患者。 有一位姑娘是乡村教师的女儿，家里很穷。她一生下来就是“一穴肛”，先天畸型。先到石家庄求治，可当地治不了，把她介绍给了张金哲。这个女孩从出生不久到5岁之前，张金哲陆续给她做了几次手术，先解决了她的大小便问题。1987年，一位美国医生来访，他为这个女孩再次施行手术，手术进行了十几个小时。随后几年，张金哲又几次为她施行手术，每次住院费都从张金哲的稿费中支付。如今，她不仅能正常生活，而且已结婚生子。在她给张金哲的一封信中写道：“张爷爷，我生下来先天畸型，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从此获得了新生。这个恩情我是用任何方法也无法报答的，只有好好工作，同时教育好我的后代，让他永远善良待人。” 像这样的患者还有很多很多，张金哲无法一一记住他们，但他们永远忘不了他。张金哲更多地是从一个电话或一封短信的问候中，体会给予别人后收获的精神满足和内心温暖。
①2000年张金哲获丹尼斯·布朗金奖
②张金哲指导学生进行病例讨论
③张金哲为孩子进行检查 丹尼斯·布朗金奖颁奖词摘录 丹尼斯·布朗（Denis Browne）爵士在英国的功绩是改变了“孩子外科病由成人外科医生实施手术”的传统。1968年，英国皇家医学会以他的名字特设立医学奖Denis Browne Gold Medal（丹尼斯·布朗金奖），该奖成为小儿外科领域的世界级最高荣誉，每年奖励一位国际名人。张金哲是我国获得该奖的第一人。 以下是2000年授予张金哲金奖时的颁奖词摘录：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期，张金哲教授连同其他同事被送到郊区和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张金哲教授担任医院门卫，从事打扫厕所和扫地的工作。然而,事情发生了改变，1980年他回到了他原来的专业。在那个领域里，他致力于促进并实践小儿外科手术。他出版了40多本著作，发表了250多篇科学论文。他的兴趣领域包括非外科治疗肠套叠、肛门直肠的畸形和囊性复制。他还设计了许多疾病的替代和更便宜的技术治疗。1980年，他组织了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的小儿外科代表大会。他还组织了1991年的亚洲小儿外科大会、 1999年的太平洋协会小儿外科会议。 张金哲教授培训了中国大多数小儿外科医生。没有他，小儿外科专业在中国将会有很大的不同。张金哲教授在中国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小儿外科主管。他已经收到了许多奖励、奖牌、奖项，其中包括著名的、享有盛誉的印度儿科外科医生协会的甘地金奖和英国小儿外科医生协会的丹尼斯·布朗金奖。 90岁的张金哲教授仍活跃在小儿手术第一线，不仅在北京儿童医院，而且在他的出生地天津儿童医院。尽管有许多成就，但他仍然是非常温和、彬彬有礼、谦虚的儿科医生。他和他的妻子一直非常善良而慷慨地对待他们所有的访客。关于这个绅士，他作出了如此多的贡献，他是中国的小儿外科之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