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教育家办学如何走出历史困境
今年8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将会退休。这一消息自2月份网络上传开后引发众多议论。回想朱清时和南方科技大学的坎坎坷坷，我们从中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教育家的影子，他们像一个链条为了中国教育的发展鞠躬尽瘁，但是历史发展却又每每回到起点，好像很难走出它的困境。 在2007年5月南方科技大学启动筹建之后，校长朱清时成为各大报刊报道的核心，关注南方科技大学的人都希望从他的话语和行动中探寻出这所新型大学的秘密。朱校长作为学校的当然发言人，先后在不同的场合阐述自己对于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理解。在创建现代型大学的路途上，他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人，他有着许多同行者，私立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就是一个先行者。 张伯苓呕心沥血，1919年到1937年间把私立南开大学从被当时学术界不看好的一个学校建设成为国内某些专业领先、国际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小型大学。从这一点讲，他是成功的；但是如果细细考究私立南开大学的发展，如果条件具备，举措得当，它的发展应该会更好。而同样一些问题，也可能会困扰着深圳的改革者。 教授治学还是教授治校 教授肯定是要治学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教授是不是要治校，不同学术传统的学术机构对于这一关键问题有着不同的答案；但总体来说，欧洲大陆的大学教授也是治校的，大学学院一级的管理核心就是由本学院教授主导的系务委员会（Faculty），大学一级的各个委员会，如人事、财务委员会也是由教授主导的。教授治校也是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最基本的原则，对于原则的认同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实践中实施这个原则是比较难的。私立南开大学在建校后设有教授会，但是在实践中教授会同校长下属行政班子的矛盾愈积愈多，行政班子揽权过多，教授和教师的不满悄悄地增长。1929年张伯苓赴欧美考察之际，南开大学多位教授相继离校，跳槽国立清华大学。他们中有历史学蒋廷黻、经济学萧遽、政治学教授萧公权、生物学教授李继侗和佛学名家汤用彤，都是当时各自专业的领军人物。他们出走原因多种多样，但是与由南开学校大学部主任黄钰生领导的行政部门对教授的要求和情绪处置失当不无关系，这引起了一场深刻的危机。 行政部门和服务部门的权力受学术权力的约束，是一个正常大学发展的基本要素。这一原则的实践对于由朱清时领军的南方科技大学来说是一个挑战。香港科技大学某些教授的联名公开信应该能够反映出大学管理者在管理中过多依靠行政力量所带来的危害。而朱校长由一开始主张教授治校退到目前的教授治学，也应该反映出他对于某些事情的无力感。 授课语言和学术指向 除了中世纪大学和目前一些国际化专业，一个国家的大学课程大都是以本国的国语来讲授的。在近代以来的很多时间里，全球学术共同体是以欧美语言特别是英语为工具的。因此，处于学术边缘的国家在学习模仿学术核心区域国家时，外语的学习成为必要。私立南开大学建校伊始，深受美国本科学院的影响，教材和授课语言使用英语，这一点的确为学生以后的出国深造和发展奠定了很好的语言基础。但是那种以外国案例分析外国事情的教学方式，导致对本国研究的不足；大学也是国家的大学，因而张伯苓在1927年开始主张南开自己主编（汉语的）教材，不再使用美国的课本。他于1928年明确提出了“土货化”大学的观点：中国大学要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教育目标。张伯苓从一个民族学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高度来强调汉语世界中学术的昌盛和人才的培养。深圳的这所改革型科技大学在办校开始也以全英文教学作为自己的特色，试图取得同其他高校不同的品牌认知，同时也为学生以后的发展提供某种便利。但是随着学校的发展，它会不会也同历史上的一些中国大学一样，面临一个本土化教学还是国际化教学的选择？同时也会影响到这所学术机构的发展。 教师年龄和学术生涯 德国学者、柏林大学建校委员会成员施莱尔马赫认为，一个教师的学术生涯是有阶段性的，大学的教师应该是那些处于成长期和繁荣期的人才。私立南开大学建校之初，教师大多拥有留美背景，很多教师来到南开之后正处于学术生涯的开端和高产期，所以张伯苓能够合理安排学科发展。目前南方科技大学公开的教师数据不多，但从招生网上也可略知一二。就金融数学和金融工程系来讲，5位在岗教师中有4位教师是其他学校的退休教师，3位博士学位是上个世纪80年代颁发的，仅有一位是2009年毕业的博士；就生物学方向提供了简历的4位在岗教师来讲，领军教授是1959年出生,上世纪90年代的博士，其他3位教师都是2007年之后的博士。这些数据表明，这所大学对于那些处于最年富力强年龄段、拥有比较长期的学术积累、处于繁荣期的学术型人才吸引力不够大。这一问题怎么解决，应该也是校长和教授选聘委员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国目前人才储备远远超过民国时期，朱校长拥有比张伯苓更富足的建校和发展基金，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大学创建史上同样的问题，那么这所大学怎么成为中国的一流大学，从而成为世界知名的研究性大学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