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碳减排为自己埋单

——健康空气所节约的花费可以弥补碳减排政策的部分或全部成本

插图由MIT的Christine Daniloff提供   

哮喘及其他健康问题的低发生率往往归功于一些旨在减少源自如发电站及车辆碳排放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也会引导减少其他类型的空气污染。

但是，仅仅是清洁空气对健康的益处与减少碳排放的成本之比到底有多大？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观察了三项在美国实现同等削减的政策发现，在医疗保健支出及相关疾病的其他费用上的节省之大——在某些情况下，超过十倍政策实施的成本。

“碳减排政策显著改善空气质量，” Noelle Selin说到，“事实上，旨在减少碳排放量的政策通过与之等数量的专门针对空气污染的政策，改善了空气质量。” Noelle Selin为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统和大气化学的助理教授，且目前以合作者身份于Nature Climate Change（自然气候变化）发表了一篇报告。

Selin和同事把对健康的益处与三项气候政策的经济成本相比较。该三项政策为：清洁能源标准、运输政策、总量管制交易计划。此三项政策被制定成近似美国提出的气候政策与要求发电厂减排的清洁能源标准，其中该标准类似于在环保局的清洁能源计划中提出的内容。

医疗储蓄跨越政策不变

研究人员发现，避免健康问题所节约的花费可以偿还实现运输政策成本的26%，但该项花费却是实施总量管制交易计划的成本的10.5倍。其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的成本，节约的花费——以避免医疗服务和保存的病假形式——大体上保持不变；针对空气污染的具体来源（如发电厂和车辆）的政策，并没有带来比便宜的政策（如总量管制与交易的方式）大得多的好处。

与健康的益处相比，总量管制与交易计划的预估为140亿美元的成本也并不那么高昂。在范围的另一端，有严格燃油经济性要求的运输政策是最昂贵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成本在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而健康的收益仅占其四分之一。清洁能源标准的价码在另两项政策成本之间下跌，与另两项政策相关的健康收益仅以2470亿比2080亿美元略高于其政策成本。

“如果气候政策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包括来自健康空气的显著健康收益，则他们大大低估了这些政策的回报，”现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在Selin的小组进行研究的主要人员Tammy Thompson说到。

对于日期的最详细评估

这项研究详细地评估了对于气候政策在诸多方面交织影响的日期。这些方面包括：经济、空气污染以及与空气污染相关的健康问题的成本。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小组特别关注了政策引导的排放变化如何转化成当地和区域空气质量的改善成效，此成效借助于经济和大气的综合模型。

除了二氧化碳，化石燃料的燃烧也会释放大量其他化学物质到大气中。这些化学物质中的一部分相互作用，形成地面臭氧以及颗粒物质。研究人员模拟这些化学反应何时何地发生，在何处产生污染物后结束——是在很多人都能接触到它们的城市，或是在人口稀疏的地区。

与化石燃料排放相关的最大的健康杀手，是研究人员预测的对健康有影响的地面臭氧和颗粒物质。这两种污染物可引发哮喘，心脏和肺部疾病，并可能导致过早死亡。

2011年，美国231个郡的臭氧超过了EPA的监管标准，其为烟雾的主要成分。所谓颗粒物，是指空气中足够小的微粒，能被深度吸入肺部，甚至被血液吸收。而美国有118个郡的颗粒指数超过了其监管标准。

虽然从目前水平来看，在美国降低二氧化碳排量将得到更好空气质量的收益，但由于越来越严格的碳政策，污染相关的福利将下降。Selin警示说，在某一点之后，大部分的健康收益已经完成，后续增加的减排将不会转化为更大的改善。

“虽然空气污染的好处在于能够帮助推动目前的碳政策，但这些碳政策只是第一步，”Selin说到，“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将不得不削减碳排放，且超越最初带来最大空气污染收益的降低排量的程度。”

“研究表明，气候政策也能获得与其对气候影响不相关的显著的局部利益，” Gregory Nemet，一名并未参加这项课题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公共事务和环境研究的教授如是说到。

“这项研究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尽管最近的一些课题已表明，大的共同利益，本研究所发现的在美国的大的共同利益，那里的空气质量被认为是相对较高于其他国家，”Nemet说，“现在各国到2016年都不得不要拿出计划，以符合联邦排放目标，你可以确信，他们将仔细研究这些结果。”

这项研究由美国环保署的科学取得成果项目提供的资金所支持。

原文链接: http://newsoffice.mit.edu/2014/cutting-carbon-health-care-savings-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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