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VS内地：大学的碰撞与思考

轨迹篇

香港回归次年，港校就以委托内地高校招生的形式，从10所合作的内地高校中选拔少量学生赴港学习。毕业后拿港校的毕业证，学费、生活费全由香港赛马会、特区政府赞助，让人们看到了读港校的“高福利、高回报”。

当然，委托招生不会永远只是一块试验田，随后港校蓄势待发。2003年被称作港校招生“元年”，当年部分港校获批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6省份进行自主招生，虽然头两年遇冷，但是港校招生阵营迅速壮大。

最为精彩的一年，莫过于2005年。不仅仅是因为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加入内地招生行列，成为获此殊荣的“头两名”，更在于北京市理科状元陈秀野弃清华选择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宣布因面试成绩不佳11名省市状元遭淘汰……一时间，读港校成为高三学生心目中超越清华、北大的“高大上”选择。

港校在2005年火了。次年，其招生范围增至20个省份。2011年，全国31个省份向港校招生打开大门。从今年起，17所有学位授予资格的港校全部获得了内地高考招生权。

与此同时，50万元奖学金挖走状元、21名状元“南飞”港校……类似的新闻一直“烧”到2011年。在这个过程中，港校对希望招到怎样的学生，向来都有答案；高分考生对想要进入怎样的大学，回答得却并不很理想；内地高校也被迫开始反思办学，被“推”上了改革的“快车道”。

如果不是2013年辽宁状元刘丁宁港大退学复读考北大，人们也许未必那么清醒地意识到“港校热”逐渐回归理性的趋势。实际上，经历了“大起”的港校招生，“退烧”的迹象早露端倪。从2007年起，港校就出现了内地学子退学的现象。2002年至2011年，香港8所公立大学中发生了6起内地学生自杀事件。

港校是不是学子心目中的“天堂”，越来越多人提出了疑问：港校较之内地高校的最大优势在于国际化程度，但近年来内地高校国际交流项目发展迅速。而在基础教育领域，本就不是港校所长，一时也难以追赶内地知名高校……

据媒体透露，今年，港校在省市高考状元招生中遭遇集体婉拒。其中，以云南理科状元周权婉拒香港中文大学66万港元奖学金为代表。状元们拒绝港校的理由有很多种，圆一个“北大”“清华”梦、粤语关难过、气候难以适应、港人对内地人的不友好、内地就读更容易积攒人脉……然而，我们不能盲目地为状元拒港校喝彩，一味喝彩那说明我们还没有搞清一些问题——有谁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又有谁在害怕改变而浪费机会？我们应当为坚持理想而作出选择者喝彩，为缺乏适应力找借口推辞者喝倒彩。（温才妃）

选择篇

受访人：小宇

2014年北京市高考考生

最后，小宇决定去香港科技大学读书。这是在就读同样专业的情况下，他在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之间作出的选择。

“之前犹豫，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拿到港校的奖学金。参加面试后，港科大表示提供全额奖学金，再加上对两校的优劣势的考虑决定去香港了。”小宇告诉记者，在香港读书四年的学费、生活费粗略估计，需要70万元港币左右。而在港校提供全额奖学金的条件下，在香港读书和在北京读书的花费便相差无几。

“我对北大很熟悉，还在北大上过一些课，像北大夏令营等。”小宇说，而关于香港科技大学，他也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可以说，他的决定是建立在必要信息和冷静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学校和专业排名、国际化水平以及英语教学，是小宇进行比较和分析的几个重点。“就我想读的专业而言，港科大是优于北大的。”小宇说，他非常看重港校的国际化程度，有本地生、内地生和背景多样化的国际生，学校为在校生提供的海外交流的机会也很多。而港校的英语教学，对于日后有出国读研打算的他来说，显然比北大更能够锻炼自己。

那么，即将赴港求学，会不会担心适应香港学习、生活的问题呢？小宇的回答非常简单：“既然我打算日后出国读书，那么适应问题是一定存在的。与其到时再适应新环境，不如现在就开始让自己去新环境试一试。”

谈及一个学生在高考之后就作出学校、专业乃至人生规划的重大选择，小宇坦言，这确实比较难。许多人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不过，许多学校也开始照顾到了这一点，允许学生不那么着急“定下来”。“据我所知，香港科技大学招生是按学院来报的，如工学院、理学院、商学院等，这样对学生的限制就没有那么严格。”

在采访中，小宇表示，在港校与内地名校之间的选择并不是对学校本身作孰优孰劣的判定，而是建立在自己有意向的专业以及日后人生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的“合适的选择”。

体会篇

受访人：Joey

本科就读于广州某大学，研究生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现在港工作

“我是广东人，会说粤语。”Joey在接受采访时首先表明自己与大多数内地学生的区别。无疑，从逻辑上来说，语言方面的优势会使得她比不会粤语的内地生更容易适应在香港的学习和生活。但是，从内地到香港，在不同的环境下，在两间大学的求学经历总是会在一个人身上冲撞出某些火花，是体会，也是思考。

就个人最直观的感受而言，Joey坦言，她更喜欢香港的高校。“因为我所在的香港高校比起我的本科院校，给我的个人思考空间更多，更让人想到自由二字，没有太多强制性的集体活动，不会一进校就告诉学生禁止什么，应该怎样。”

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包容。这也是Joey眼中，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的最大不同点。在她看来，香港院校更讲究包容，容忍差异，内地高校则不喜欢不合群的人，力求学生听话。Joey举例道：“最近在北大，学生抗议燕京学堂选址静园，学生举标语被保安抓，这在香港院校就不会发生。校方不会花太多人力在这些安保方面。但同时校方不怎么管学生，也会让习惯关怀与团聚的内地学生找不到归属感，而内地院校的宿舍生活以及同学之间的感情会亲密很多。”

Joey赴港读书，是因为从小就看TVB的节目，受新闻节目影响，很喜欢香港的新闻氛围，“就想过来读新闻”。而来了之后，相比她刚读大学时的失落，香港的高校“远远超过我的预期”。Joey说，在香港读书期间，自己遇到的都是美好的事物和善良的人，即使有不少同学同样来自内地，但依然感受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地域文化和本科大学文化。

在评价一所大学时，Joey最看重的是师资。回想起优秀老师对自己的启发，Joey认为，老师的个人品行和行为，比起教学内容，会影响学生更长的时间，特别是学生刚上大学时，三观正在稳固的时期。除此之外，她又提到了大学的包容性。“学生在想什么或者做什么之前，不会有来自学校方面的压力，这是我很看重的。”

在香港读书，大学里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让Joey觉得震撼，深觉这样的事情不会在内地高校发生。她分享了一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刚到中大时，Joey看到校园布告栏上的海报，内容是反对校方歧视同性恋，源于校方不准男女生到异性宿舍过夜。“学生用一种比较巧妙的方法，说同性恋也可以到同性那里过夜，是否就觉得同性之间是不会发生性关系的。这件事的讨论方法和范围，让我很震撼。”Joey回想道。

说到适应环境的问题，Joey不觉得某种人才适合在某个地方。她说：“因为人都会变的，何况是刚上大学的18岁少年，没资格说自己更适合哪里，毕竟之前的生活都是差不多在同一个地方、同一种生活模式。关键是来了，感受，再作判断。”

虽然如此，Joey还说出了自己体会到的比较客观的标准：“香港的生活要求你自主性强，很多事情不会有专人提醒你，包括找实习、找工作、换签证、交税等。在内地，会有辅导员开大会通知你某个表格该怎么填，就我的经验，这在香港似乎没有的。我就因为搬家没有主动通知税务局而错过交税时间了。”

观察篇

受访人：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讲师，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问：据您在香港的观察，您觉得在学生层面，尤其是本科生层面，香港高校与内地顶尖高校在国际化的问题上孰优孰劣？

答：我觉得部分内地学生对香港高校文化不够适应，不仅是埋怨国际化的“虚”，也有对香港中文系教育环境与整体适应挑战无法承受的，比如近期热议的辽宁省文科状元“刘丁宁”事件。我觉得刘丁宁只是个案，她要学习中文，却跑到香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香港大学就读，这里面既包含了香港大学对内地状元的“热情”接纳，也包含了内地状元对香港大学的“错位”想象。我觉得，如果刘丁宁当初选择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或者她的专业不是中文，而是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者理工科门类，也许矛盾就不会那么突出了。对刘丁宁的个案不宜放大讨论，典型意义有限。

就我的观察和理解，香港几所大学的国际化是货真价实的，主要体现在：第一，教育管理体制的国际化，这与主要大学创建于港英殖民时期高度相关，其中就包括教授治校、学生会自治、校园多元开放等，这些是内地高校无法比的；第二，师资与学生构成的国际化与多元化，以我访学所在的香港大学法学院为例，外籍教授占比很高，其教学与研究直接和国际学术前沿接轨，其培养的法律精英学生可以直接在国际层面开展法律业务；第三，高度自治的学生舍堂文化和课外活动要求，仍以港大为例，学校并不保障所有注册学生都能住进学生宿舍，而是由各舍堂学生自治，根据你参加集体活动的次数和表现决定是否继续保留本舍堂的住宿资格，即某种“成员”身份，这对于内地“学霸”型独行侠是个挑战；第四，香港大学生国际交流与实习的机会和比例也相对较高。因此，内地学生如果在选择入学前有合理的专业考虑，挺过最初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应该可以较为充分地利用香港高校的国际化资源。我就认识不少来自内地的港大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已经能较好地适应港大的学习，在诸方面表现优秀。

关于不同群体学生的交流问题，可能主要是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国际化路径，香港的学生主要分为三大语言群体：普通话群体（内地生为主体）、粤语群体（内地粤语区和香港本地学生）、英语群体（真正的国际学生）。三者的共同语言不是普通话，而是英语。关于他们之间的交流机制，根据我的观察，香港大学校方在通识教育整体计划中有部分“课外”活动安排，学生舍堂文化也高度强调参与性和集体分享，香港社会的基督教团契也是重要交流机制，应该说这些香港的“本土资源”是学生交流和凝聚的基本机制。其实内地学生即使去欧美国家，也会面临上述“本土适应”问题，而这本身就是内地学生的“国际化”过程之一环。

关于内地和香港高校的国际化优劣，我觉得很难在同一层面比较：第一，作为英国的完全殖民地，香港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长期以英文为主，香港的国际化几乎与西方的全球化同步，这种特殊殖民史带来的国际化是内地无法比拟的；第二，如何理解“国际化”，我觉得在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内地的国际化不可能简单模仿香港地区或者简单照搬美国，不是一种盲目的“无我国际化”，而是一种参与性的“自我国际化”，即一方面深度学习西方和现代经验，使中国更具国际性，另一方面立足自身经验和文明传统，通过艰苦学术工作和得力国家战略将“中国性”就地打造为国际性的中国增量，这是一种文化自信前提下的“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国际化逻辑，这一点在香港的精神深处是没有意识的，也是不可能的。内地高校近来的国际化有些误区，基本上是一种“无我的国际化”，是一种机械模仿、成长焦虑和文化不自信，比如2003年左右北大开展的“全英文教学”改革，近些年国内高校对教师、学生“海外经历”的机械规定，最近北大的“燕园学堂”项目有“中国学”和中国化的倾向，但内里仍然包含了文化的不自信，且决策过程与程序设计存在诸多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