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报：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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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着不合理现象，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偏低，在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比重偏低，而城乡居民、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差距逐渐增大。这显然影响社会稳定。

公平正义不仅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司法等内容，更包括合理的收入分配。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关键环节。

易定红

 周绍杰

“不患寡而患不均。”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由此更引发诸多社会问题。

就在5月底，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3年全国各行业平均工资。数据显示，2013年平均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业，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94倍；其次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7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

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意味着顶层设计已经进行了9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望提速，也说明中国在走向“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路上已经看到曙光。

金融为何成“行业高富帅”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人均收入的差距已经达到4.06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易定红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另有一些学者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个差距最高甚至达到15倍。”

“99659元还只是全国金融业的平均数，如果算一算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银行业人员，收入更高。”一名股份制银行的职员这样评价金融业的收入状况。

日益拉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让金融业、信息技术行业成了名符其实的“行业高富帅”。

不同行业、不同用人单位间的工资差距本不可避免。排位靠前的行业主要由人力资本投入较高、人才流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如金融、电信等组成，排在末位的主要是农林、木材加工业等人力资本投入较低、劳动供给总体充裕的行业，这种格局有一定的合理性。

合理的工资差距可以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既是结构调整的动力之一，也是人们求学、奋斗的动力之一。而差距是否合理，主要看这种差距是劳动付出、技术水平等因素引起，还是其他非市场因素导致以及差距是不是在相对正常的范围内。

从统计数据来看，这种差距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解释范围。年均工资高低相差4倍的差距让人们不免质疑：高工资行业是否存在垄断或优先占有资源的因素？垄断是否意味着能轻易获取巨额利润，并且在利益分配上更愿意向个人倾斜，使从业者无须付出更多劳动和智慧也能获取超高收入？

暨南大学统计学教授韩兆洲认为，国有信息传输、信息技术、金融业等等行业都带有很强的垄断色彩，进入门槛非常高；农林牧渔进入门槛低，收入也就低。

尽管目前各种各样的银行有成百上千家，但银行业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垄断暴利行业。银行业的暴利来源于政策保护，强制性的利差是造成暴利的关键所在。当一个行业的利润和效益不是来源于创新、改革以及自身效益的提高，而是来源于垄断的扩大，我们就不能认为这种行业间的过大收入差距具有合理性。

收入分配领域的两个问题

对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一是收入分配的结果，即收入分配差距；二是收入分配过程，即收入分配秩序。“当前我国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往往与收入分配秩序的不合理高度相关。”易定红说道。

“收入分配秩序包括五个方面：收入分配格局、收入结构、收支透明度、收入形成机制和收入增长机制。”易定红认为，从静态上看，收入分配秩序表现为收入分配格局、收入结构和收支透明度。其中，分配格局是指分配主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收入结构是指收入主体收入的构成、比例和相互关系，收支透明度是指政府财政和居民收入的收支透明状况。从动态上看，收入分配秩序表现为收入的形成和增长机制，即决定收入形成和增长的分配规则是否公平、合理以及收入分配的过程是否规范有序。

易定红分析，收入分配格局指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的相互关系。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其主要原因在于再分配过程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不明显，部分年份甚至起到“逆调节”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转移支付不足。

其次，我国收入分配主体在收入结构上呈现出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低，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外收入较高，居民财产性收入低等特征。“究其原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弱化了个税的调节功能；工资外收入一方面减少了企业和个人的工薪税成本，另一方面又提高了职工的总工资水平，规避了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的调节；投资环境不稳定，投资性财产较少导致了财产性收入较低。”易定红解释道。

通过实证研究，易定红发现，我国收入形成的主要特点是政府收入中制度外收入过大，国有控股公司收入过高，集体单位以及其他非国有经济中劳动者的收入过低，收入增长机制还有待完善，收支透明度尚待提高。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针对我国收入分配秩序中的不合理成分，易定红认为要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为前提，以规范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分配行为为主线，从上述五个方面入手，积极推动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具体来说，有九个方面可供操作的具体措施：简化政府层级，理顺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加大对基层的财政支持；改革个人所得税模式；改革官员考核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加大再分配转移支付力度；完善领导及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改革工资挂钩制度；完善工资集体谈判制度；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思路；改善投资环境，发展理财市场。

一个理想的社会默认人的禀赋能力差异和对效率的“选择性激励”，但这种差距应当相对地存在。从“哑铃型”收入结构向“橄榄型”收入结构转变，可能会使“行业高富帅”们逐渐消失，但无疑会带来一个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