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南科大依然有众多可能

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的背后，有着中国人对教育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很多人期待他改革成功，以使全民受惠；另一方面，人们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少有人愿意投入其中，而全然投入的个体，却面临着外界几近苛刻的关注和解读。从2009年筹建，至今年9月份朱清时的即将卸任，质疑从未停止。

值得一提的是，在南科大的学生当中，朱清时遇到的几乎全是赞美。这些赞美，固然包含学生对校长的特殊情谊；但另一方面，南科大的学生自认为确实从中受益。比如他们身上体现的独立思考与自由之精神。而这恰恰贴合教育的本质。

校长的遗憾

朱清时的两大遗憾在于，未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层，未能制定好学校的《章程》

朱清时的办公室在南科大行政楼三楼最深处。室内，一扇屏风后面藏着一张矮矮的铁架床，床上有成套的素色床单和被子，被子的一角掀开，像是朱在不久前刚有过一场简单的午休。床尾，一个蓝色的氧气瓶站在那儿。

据媒体报道，朱清时每天要吃七八种药，有时，他还需要吸上一段时间的氧，才能继续工作。

他的工作并没有因为9月份即将到来的卸任而有所轻松。

尽管今年1月份，当南科大的党委书记一职不再由朱清时兼任时，他便感觉自己“已卸任了一半以上”。但他依然忙碌，采访时数次看表，得体又严格地把控着时间；轻微焦虑，谈到某些话题，放在沙发手把上的左手中指会不自觉地上下抽动，夜里，依旧依赖加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

工作的繁忙与他的“遗憾”相关。

南科大一位学生将朱清时比作教育界的袁庚（曾经的蛇口掌门人，打响改革开放第一枪），朱清时很尊敬袁庚，但自认与他不能相提并论。袁庚所行的经济改革得到理解，“不改不行，不改饿死”；相较之下，他的教育改革显得有些孤独，“不善沟通化解矛盾，做的事很多人不理解”。

袁庚在做蛇口工业区时，落下了三大遗憾；朱清时一路摸着石头过河，也留下了两大遗憾。

第一个遗憾是，南科大至今未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建校初始，朱清时找过一些副书记、副校长人选，但觉得当时自己尚无法给出对方明确的待遇标准和前途保证，便“不忍心叫他们来，同意他们暂缓”。一缓，四五年过去了，“他们再也不会来了，我也很快不做了。”

这些年，因为缺少得力的助手和团队，朱清时不得不一个人扛下众多行政事务。

朱清时的第二个遗憾是“没有制定好《章程》”。当初，学校在摸索中前行，规章制度都要重新制定，但又往往自认缺乏经验，担忧匆忙制定《章程》显得不够成熟，便思量着，将一切搁到有经验时再制定。

但等到经验较多之后，朱清时突然发现，一切似乎为时已晚了。

朱清时摇了摇头，自己即将卸任，大家都在等着新领导的到来，“他们都会想，你快要退了，你把这些固定下来，新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所以到我现在快要退的时候已经不可能做这些事。”

“应该早点把《章程》制定好。”他又说了一遍。

谦逊被理解为承认失败

朱清时认为，从长远目标看，南科大依然有众多可能，但目前已跨出了许多步

大概是临近卸任，朱清时的言语温和了许多。

过去，他被认为是不惧说真话的勇士，频繁在媒体上亮相，公然叫板教育部，也因此被斥责“不够成熟”；不知从何时起，他的出现开始与“教改失败”、“悲剧英雄”等词汇发生关联。人们发现，他变得温和而憔悴，便将这转变视为他对教改失败的隐晦默认。

对外界的眼光，朱清时表示理解——人人关注教育，教改所涉之事很多人想做却不敢做，“南科大要做，大家都会关注”。

早些年，他甚至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为刚刚出现的南科大提高知名度，以吸引优质的师资和生源。

关注度提高了，好与坏都被放大，他便开始被误读。面对非黑即白的舆论，朱清时认为，改革是一个远大目标，南科大的教改虽未全备，但也已完成了此目标中的部分内涵。

不久前，一位记者让朱清时为自己的教改成果打分，他给出60分，这被解读为朱清时与南科大的不断迂回和斡旋。

他有些委屈，澄明自己所打分数的意思是，从长远目标来看，南科大依然有众多可能，但目前已经跨了出来，“走了很多步”，“而且自己给自己估分，显然不能打高分，没想到这个谦虚的态度被理解为自认失败。”

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时候。几年下来，他似乎习惯了反复被宣告“朱清时承认南科大教改失败”。今年，他有意减少与媒体的接触，但也已十分平静。

最难过的坎依然是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港科大教授出走事件，“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很过分”，朱清时语气坚定。

2011年3月份，李泽湘、励建书、李晓原相继从南科大不辞而别。6月，三人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朱清时将南科大的筹建变成“展现其个人喜好的私塾”。

朱清时至今仍认为，那件事情“几乎使南科大翻船”。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呈一边倒的状态，全国都对南科大“劈头盖脑地指责”，“学校一定要获得支持，如果舆论认为南科大失败了，那社会各界可能以为南科大真的失败了。”

压力显而易见，朱清时想过辞职，但又觉得，在当时的情境下辞职，无异于承认自己失败。事实上，他并不认为自己错了。针对三位辞别教授提出的南科大筹建缺乏制度设计和内容支撑的指责，朱清时对深圳晚报记者说：“我理解，过去战争年代为何有些‘土包子’军人没文化，却能打败军事院校的高材生，因为他们从经验中掌握了战争最核心的规律。办教育的核心因素是人才。起步时就有明细的规划固然好，但这不是必需。因为理工科大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础学科，如数、理、化、生物、电子、材料，可以先引进这些基础学科的人才，之后再一起制定明细学科规划，在我国的国情下，更快更好。”

“现在的事实证明就是这样”，朱清时认为，南科大一边引人，一边招生和建研究基地的效果在当下已得到印证。校内，人才不断引进，招生工作也已持续了三年，“他们觉得我把学生当小白鼠，但学生现在享受1︰6的师生比等教育资源，没有任何一所学校可以比拟。教育的核心规律是师生间广泛而又深入的交流，这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重要。这几年极高的师生比可以弥补规划的不足。”

我的校长

相比外界，朱清时在学生中，得到的多是赞美

朱清时和他的学生们一致认为，高校改革的成功与否，最重要考量标准在于，学校是否为社会带来贡献

“所谓改革不是非要去扭转什么”，大一学生张楠认为，目前，外界把南科大的“改革”太当回事，“改革是为了更好，而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

就学生而言，“更好”意味着更多益于成长的知识和思想。这位高考成绩650分的学生说，自己冒着风险到南科大求学，为的就是学业和思想上的进步而已。否则，完全可以选随便一所高校求得一纸文凭。

“真正理解我的，正是首届教改实验班这45个孩子。”朱清时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那是2011年3月，三位港科大教授从南科大集体出走。

现在，这个“真正理解”他的人群正在扩大。一次，一场有关先进改革者的投票在网上发起，一位学生发现朱清时位列其中，便发动同学一起为校长投票。投票系统有漏洞，每隔一分钟便可刷一次票。“一有空就去刷票，他都有一万多票了，第二名才三千多”，这位叫李煜的学生认为，这足以说明学生对朱清时的充分信任，毕竟，这所学校的学生加起来不过六百多人。

李煜最近一次与朱清时的近距离接触是在学校摄影社举办的摄影展上。朱清时穿着惯常的白衬衫、黑西裤，两人的视野共同落在一幅摄影作品上。照片是在学校两栋高楼间一个狭窄缝隙里拍的，一位女孩正在缝隙中起舞，“一个人的思维即便在束缚的空间里也可以得到绽放和无疆放纵”，李煜这样对朱清时诠释自己的理解。

朱清时回应他，“你看，这幅照片的这部分稍微有点逆光，”他指着照片上的一个部分解释，“但是这个地方并不需要逆光处理，如果顺着一点去拍的话，可能会使画面更完整。”

“他不是走形式地来看一下，而是真的在看。”李煜说。第一次知道朱清时，李煜还是一名初中生，那时，他用朱清时编写的教材学习，尽管教材内容浅显，但现在想起来，李煜仍觉得，要将浅显知识梳理成系统完备的体系，难度不小。

“再加上他改革的决心，他原本想在中科大改革，但中科大毕竟像老城市一样，已经定型了，很难再改革，他来到一所新的学校，决心要这样做，我觉得非常有勇气，也非常佩服他的远见和观念。”

高考结束后，李煜几乎没有做过多的思考，便选择了南科大，从朱清时的改革成果中受益。而同时，朱清时也在这些学生身上获取力量。

朱清时曾请过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前来为学生作报告，报告结束后，那位校长兴奋地告诉朱清时，同一个报告在全国三十多所高校都做过，南科大的学生是素质最高的——有独立思考，且思想最为敏捷。他们能一下子捕捉他的信息，并提出很多“有思想”的问题。

朱清时回应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南科大的学生就是有这种精神”，朱清时将这种精神概括为勇气、担当和高素质。他说，当首届教改实验班的四十多位同学拒绝参加高考开始，他便发现了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这件事情让朱清时长久感动，还有一件事情同样让他触动，那是在三位港科大教授集体出走之后。

那段时间，他心里抑郁，但有一天，当他走出办公室时，突然发现，学生们齐刷刷地穿着同一款式的白色T恤，T恤前方，胸部以下，印着他的头像。

朱清时将卸任。他相信南科大会越来越好，但他说，南科大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朱清时卸任将近，南科大的未来备受关注。不同于外界对南科大教改失败的论调，这位即将卸任的校长认为，尽管自己在任期间仍有遗憾，但也已使南科大完成了教改的部分内涵，只要这些内涵不偏倚，未来南科大会越来越好，并使改革成效受用于他处。

对于接任者，他的期待明确——将改革进行到底。

还有很多路要走

朱清时：外界的评论非黑即白，希望你要么完全做到去行政化，要么就不做，这个评价是很不公正的。去行政化是一个远大目标，有很多内涵，要走向目标，需要把这些内涵一一做到，目前，南科大已完成了部分内涵，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

深圳晚报：评判教改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最理解学校、感触最权威的还是学生。现在，学生对南科大改革成果的态度和南科大的状况回答了种种对南科大的争论。

交给时间来考验

深圳晚报：卸任之前，请为自己的工作做总结，您为给南科大留下了什么？如何确保它将来的发展？

朱清时：为南科大打造了几个基因，现在都很优秀：首先是南科大的管理体制，我们确立了法人治理的结构，使南科大能够完全依法运作。在中国，高校最大的问题就是谁当领导谁说了算，一旦换领导，制度就变了。南科大在治校上有法（此处指“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可依，这比中国任何高校都进了一步。

第二个基因是南科大确立了较好的薪酬标准，薪酬体系与国际接轨，保证南科大引进的师资都是一流的，与国内其他大学用特殊政策引进的特殊人才一样。

第三个基因，我们建立了教授治学的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是一个集体，它有很大的学术权力，引进教授需要学术委员会票决通过。基于南科大的薪酬待遇和科研环境，很多人想进入南科大，学术委员会的票决制，保证了水平不够的人没有走后门的机会进入南科大。

接下来是生源。学生一定要优秀，尽管高考成绩只占南科大录取成绩的百分之六十，但我们的学生高考成绩基本都超重点线70分左右。

最后一个基因就是南科大的教学改革。与中国其他高校不同，南科大入学后前两年不分专业，部分课程英语授课。且特别注重学生的实验课，因为学生数量少，南科大学生上实验课的水平远远高于其他高校。本科生还可以跟着教师做科研，既学到一流的知识，还增长了动手能力。同时，书院式的管理方式也将跨系的学生搅在一起，教师到书院当指导教师，一个教授平均指导五至六个学生，保证了师生之间的交流通畅。

改革就像钝刀子割肉一样

南科大想做的教改很难

深圳晚报：您曾经说过，加到教改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多，教改肯定会成功，但不一定是在南科大，为什么？有人认为，这种星星之火仅会在理念上带来触动，您认为它是否可以燎原？

朱清时：改革就像钝刀子割肉一样，南科大想做的教改很难，不太可能在一个学校或者一个地区里，从头到尾都完成得很好。教改最大的可能是，一定会成功，就像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现在，上海的经济改革超过了蛇口，将来，教改的最后成功也不一定是在南科大。

中国的古训是，“枪打出头鸟”。顶风前行者遭受的挫折和阻力最大，且无榜样可仿照。但历史贡献不可抹杀，等大家都成功的时候，就会想到，蛇口是当年经济改革的先行者，南科大也一样。

星星之火完全具备燎原的可能性。任何一所高校都可以尝试——不扩招、从国外引进人才、建立像南科大一样甚至更好的薪酬待遇、为青年教授建科研团队、赋予学术委员会比南科大学术委员会更高的权力。但是，如果当初南科大不这样做，谁会知道有这种可能？南科大做了，大家意识到南科大第一步成功了，成功的因素就会被学习。现在，很多高校都在采用南科大6+3+1的招生方案（高考成绩占60%，自主招生占30%，平时成绩占10%），这就是一种进步。

朱清时：一个好的大学，学生一定要严出，淘汰率要高一些。现在中国的高校正好相反，叫严进宽出，只要进来都能出去，没什么淘汰率，这样的大学就没有动力，难出尖子生。南科大的做法与国际接轨，表现出来就是，相当部分学生的成绩不是太好。比方说，现在首届教改实验班有45名学生，有几名同学退学了，有几名同学需要延长学习期限，这部分学生占比百分之二十多。这个比例不高，在加州理工大学，可能每年都有近百分之三十的学生出局。

但是熬出来的，能够顺利毕业的学生都会比较优秀。而出局的，也不证明这些学生不够好，而是说他们可以选择其他职业，选择一些对自己更好，也对社会更好的职业。

深圳晚报：谈谈您对下一任校长的期待？

朱清时：希望新校长能够比我更朝气蓬勃，更有思想、能力和声望，能将南科大的改革做到底。

如果南科大不改革，对全国人民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大家满怀希望地关注南科大的改革，失败还可以被原谅，至少努力过。但如果放弃改革，就会引发公众的失望情绪。

我到卸任那天本可如释重负，但也许会更关注未来。现在新书记已经到位，他有极强的沟通能力，与各级领导沟通得很好，正好弥补了我的不足。希望他和未来的校长将改革进行到底。南科大不改革不光对南科大没好处，而且对全社会都是个打击。

每天仍然需要加量服用安眠药方能入睡的朱清时面对深圳晚报记者的采访时，依旧保持着改革者的执著。这一次他的回应，更像是对于南科大改革以来的自我澄明。比如为南科大改革打分60分，他认为他只是谦逊，却被误读为承认改革失败；比如他仍然对几名教授的离去和在《南方周末》的批评耿耿于怀，并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

朱清时找到了一个更适合回应改革是否成败的标准，那就是学生们。他很满足于学生对南科大的热爱与认同。当然，朱清时对自己卸任后的南科大也有所期许，那就是南科大因改革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