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也谈北大“燕京学堂”
北大静园五院 今年五四青年节，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发表讲话。其中有一段，在高等教育界引起了热议。习总书记是这样讲的： 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是何等响亮的口号！熟悉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读到这样一段话，怎么能不感慨万千！ 中国的大学史，并非仅仅是一部高歌猛进的光荣史，更有屈辱有曲折，有苦苦探索，也有艰难抗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大学远远落后于世界。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高等教育的主导权并不掌握在中国人手里。1916年，香港大学教授、英国人司密士说，中国可以称得上大学的只有港英政府的香港大学、基督教会在上海办的圣约翰大学以及中国政府的北京大学，而三校当中，北大是水平最差的，其毕业生甚至没有授予学位的价值。北大教授陶孟和听到这个话，感到耻辱极了，“莽莽神州无一大学……不亦大可哀乎”！（转引自杨瑞：《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法科存废之争》，《近代史研究》2014年1期） 现在总有人把民国时代的大学吹得神乎其神，可事实上绝非如此。胡适曾痛批清华：“岁掷巨万之款，而仅为美国办一高等学校，岂非大误也哉！”（《非留学篇》）旧中国没有完全的教育主权，旧中国的很多大学也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不管把那些教会大学讲得有多么了不起（我们当然完全承认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对中国有很大贡献），但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教会大学终归摆脱不了外国宗教力量的影响，终归不是中国学术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而且，这些大学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比如，高等教育的专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28—1932年，全国大学生中文科生比例一直在70%以上，而理、工、农、医学生不到30%。在公平方面，除了地域上的极端不平衡之外，大学生中几乎就没有工农子弟，后来周恩来总理专门讲过，“过去如果不是封建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子弟，是很少有机会受大学教育的。” 上述种种，正是今天提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个命题的历史逻辑所在——非如此，大学就办不好。 大学如何实现“扎根中国大地”呢？我认为，起码有三个要素： 第一是中国拥有自己完整的、不容侵犯的高等教育主权，中国的大学拥有自己完全的自主性，中国的大学不是任何外国大学（或者别的什么势力）的附庸，我们有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权力。 这种自主性如何体现？在这里仅举一例，当年胡适提出：“凡国立省立各大学中，非能用国文教授者不得为教师。”在我看来，这就是很重要的一条标准。今天中国的许多大学，甚至是第一流的大学鼓励要“全英文教学”，而且以英文讲课者似更高人一等，以为如此便是“高等国际化”的“大势所趋”。其实未必，汪晖在《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中就讲过这个道理，他说： 文明的起落是漫长的，看一时一事不大看得清楚。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印度距离他们比较近，而中国更为遥远。这不只是地理空间上的远近，而是文化、语言和历史上的远近。比如中国有很长的文字统一的历史，而印度各地方言差别极大，没有统一的语言，一直到殖民时代，英语成为全国性的语言。在学术领域，如果不用英语发表，几乎不能得到承认。这也使印度的文化与学术与西方世界接轨的能力很强。对中国来说，语言文化上的差异也让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始终有一种不能与西方接轨的焦虑，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恰恰因为这样的差异，中国文化上的自主性似乎更强，例如汉语就是中国学术的最为重要的载体。 第二，“扎根中国大地”要求我们有高度的自尊、自信与自觉。 还是引用总书记在北大的这篇讲话——“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 中国固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未必能承载起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办好大学确实要持续花大钱），中国的大学固然还有许多的不足，但我们早已不是“样样不如人”了。中国在没有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认认真真办大学的时间还很短，进步却很快，这足以证明我们的路没有走错。 习总书记最近在上海讲，要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倒过来。我觉得，在办大学的问题上，这个话也是适用的，如果中国的大学没有自己的特色，办大学的人根本就不相信自己，那还花那么多钱来办大学干嘛呢？外国的高等教育资源早就过剩了，去“买”去“租”岂不更“划算”？只是，如果这样，“吾堂堂大国，将永永北面受学称弟子国”！ 强调自尊自信，决不是拒绝“国际化”，但“国际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本位。当年办京师大学堂，讲究的是“旁采泰西”、“取日本学规”，但不忘在前面写明“上法三代”。蔡元培改造北大，引入的是洪堡的大学理念，但他还是反复强调，“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要将“欧美之长”与“孔墨教授之精神”相结合。此心此理，我们怎敢淡忘！ 第三，“扎根中国大地”，还要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办教育、做学问。 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教授在题为《普林斯顿——为国家服务》的著名演讲中讲过：“一所大学能在国家的历史上占一个位置，不是因为其学识，而是因为其服务精神。在我看来，大学如果要正确地服务于国家，那么其所有的课堂都应该有处理各种社会事务的氛围。”这个道理，中外相通。 大学的发展历史，与民族国家主导这个世界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无论再怎么“国际化”，只要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态还存在，大学就是有祖国的。中国的大学要想屹立于世界一流大学之林、之巅，就首先要服务于中国、服务于中国的亿万人民。人民大学有个口号，说要办“世界一流、人民满意”的大学，我觉得特别值得赞许。世界一流大学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会所，而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公平”这二字无论如何不能丢，此之谓“接地气”。 说完以上三点，不得不立即联想到最近引起很大争议的北大“燕京学堂”。首先，作为北大之外的人，我要向北大特别是北大的很多教授表示敬意。目前我所见对燕京学堂公开提出质疑和批评的，都是北大的教授，包括英语系的高峰枫（《谁的“燕京学堂”？》，《东方早报》2014年5月25日）、考古文博学院的方拥、历史系的李孝聪（《“北大不是开发商！”——北京大学静园修缮计划引争议》，新华网2014年5月16日）。据说在北大校内的网站上，讨论还更加热烈，可惜我在校外不得而见。这充分证明，北大真不愧为北大，当年蔡元培先生确立的“兼容并包”传统，在北大始终有人坚守。中国需要这样的北大。 我也冒昧借《中华读书报》一角，诚挚请求北大校方：不仅要有听得进不同意见的雅量，也不妨再多花一些时间来重新考量“燕京学堂”的命名、选址、学科定位与办学宗旨，如果说我这样的外人来评论资格不足（其实北大作为国立大学，本来有义务接受社会各方面的评判），那么最起码，在开始招生之前，能不能有诚意地回应一下本校师生的质疑？“改造”（按现在公布的规划图，用“修缮”这个词恐怕太不诚实了吧？）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静园六院）是否符合法规？在已经十分拥挤的校园内，挤压师生的公共空间（静园草坪）是否能令广大师生满意？一年制的全英文教学的“中国学”硕士项目，是否符合教育的规律？以“培养未来领导者的精英团队”为办学目标，是否真的能体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就是北大风格、北大气派的特色办学道路吗？如果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了，再来好好办“燕京学堂”，非但不会迟，更将有大功于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