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亚夫：我国亟须战略性外语政策
龚亚夫，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近日，高考英语一年多考、社会化改革的话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高考英语改革应该怎么改？社会化考试离我们还有多远？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龚亚夫。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现在社会上关于高考英语改革的呼声？ 龚亚夫：有些人认为，高考英语改革就是降低英语分值、减少单词量、取消选择题等。其实，这些只是表面问题。即使英语分值降到50分，学生照样得去考；即使单词量降低到1000个，命题者可以把这1000个单词考得很难。所以，关键问题不是怎么考，而是考什么。要弄明白考什么，首先就要弄清楚，我国基础外语教育的意义、价值和目标。 中国青年报：基础外语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龚亚夫：许多人认为，英语教育就是为了教会学生使用英语与英语国家人交流，英语不过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这没有错，但也不完全正确。其实，英语教育除了工具属性之外，更是一种素质人文教育。首先，使用外语交流，是今后公民应该具备的一种素养；其次，国外有很多研究表明，会两种以上语言的人头脑有着与只会单一语言的人不同的思维系统，处理问题也更灵活，还更具包容性，国外称之为“多元能力”。 但是现在，我们只强调了英语学习的工具性，轻视了其人文性。在考试中，对语法、词汇做了非常详细的要求，但是对语言背后的人文目标却缺少具体要求。我们应该实施多元目标的英语教育，重新构建我国基础教育英语教学的理念。 中国青年报：现在的英语高考存在什么问题？ 龚亚夫：首先是目标不清楚。我们到底希望学生掌握什么样的知识和能力，这个问题英语教学界还没有形成明确共识，地方考试命题时也没有搞清楚。其实我们应该想清楚，学生毕业后到底应该掌握哪些知识、能力和基本素养。教育部最近提出各科要设定学生的核心素养，那么如何考查学生的素养，还是有待研究的问题；然后搞清楚这些知识和能力以及核心素养应该通过考察什么样的内容来体现；最后才是设计出合适的考题来考查。在这三个层次上，如果没有清晰的框架，改革就只是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可能引发更多的混乱。 另外，我们目前的考试大多都是纸笔测试，通过这样的测试间接地推断学生具备了什么能力、掌握了什么知识，不仅缺乏直接性，而且大部分考试内容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比如选择填空等。谁会在生活中去做选择填空、去区分那些细微的语法差异呢？所以人们就感觉学了没有用。考驾照时会有路考，现在英语考试也需要“路考”。 中国青年报：除了考试，我们的英语教学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龚亚夫：我们现在教材中的大多数内容，是以英语国家日常生活话题为主。学生们从小到大用很多时间学习，实际上在中国的环境下却很难用到。就算学会几句口语，会问路、购物等，也只实现了工具性目标。实际上，目前中小学英语教育最大的问题不是所谓的“哑巴英语”，而是不知道在什么语境下如何说出有意义的话。 中国青年报：如今很多小孩子从幼儿园都开始学英语。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龚亚夫：这是人们对英语学习一种误解。很多家长以为学习英语越早越好。其实学习英语不在于接触英语的长度，而在于接触英语的频度，一周只上那么一两节英语课不会有什么好效果。实际上，关键不在开设的年龄，而在于保证接触的频度。现在是很早就开始学但总是零零散散，这种“滴水”式的学习方法怎么能解渴呢？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英语高考实行社会化？ 龚亚夫：所谓社会化考试就是由第三方机构来组织，这个第三方评价机构应该是独立、非盈利的，同时具备公信力，不能由办学机构、培训学校主办。考试社会化改革需要有大量专职研究人员。比如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简称ETS，设计托福、ＧＲＥ考试等——编者注）有全职的研究人员，几百个博士在研究考试。我们国家还没有形成规模的全职研究团体，都是大学教师临时组班子。我们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长期的研究和统计分析，需要先试点，积累经验，再推广。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是一两年就能成功的。 中国青年报：现在许多地方的高考英语改革让人眼花缭乱，比如有的增加听力考试，有的取消。您怎么看？ 龚亚夫：地方的英语高考改革的确有些混乱，方法也五花八门，有时就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拍脑门决定的，缺乏理论和研究的依据。我们的改革应该从国家发展、社会需求、人的素养等多角度考虑，而不是仅仅改变一下是口语、听力或者选择填空这些表层的东西。 不仅相关教育决策部门需要有个清晰的目标，我们国家也需要有个清晰的外语政策。比如在美国，外语学习的相关政策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决定的，因为外语学习涉及文化安全、语言安全等。对于这门外语开不开课、何时开课等，国家都应有明确规定，而不是任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当下，制定这样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外语政策，是最为紧迫的。（原标题：龚亚夫：我国亟须战略性外语政策 美国外语学习的相关政策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因为这涉及文化安全、语言安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