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谈南水北调遭非议：他们不了解北京缺水情况

大家似乎感觉不到北京缺水，实际上把全世界缺水的报道集中起来，都不足以描述北京的水危机。北京地下水现在都掏空了，地下水位一年下降90厘米，有些地区地面沉降十二三厘米

2013年，历经61年探讨论证和10年建设的南水北调工程，即将通水。

根据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进度总体安排，东线一期工程2013年汛后建成通水，中线一期工程2014年汛后建成通水。在2008年经国家批准的可研报告中，东线一期工程、中线一期工程总造价估算为2546亿元。

三峡与南水北调，是中国最知名也是最受争议的两大水利工程。这种争论，不仅以全民参与的姿态演进，也超出了水利工程的专业范畴，延伸至对文化等方面的探讨。

关于南水北调的争论，必然不会因东线一期工程、中线一期工程的结束而画上休止符。

事实上，对于是否继续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如何继续实施南水北调工程的争议，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首先是备受争议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西线”的概念一般是指从长江引水到黄河中游及以上。目前对于西线工程的路线、方式有不同方案构想，因此，即使所谓推进西线工程，也并非“动工”或“不动工”这样简单。

其次就是东线、中线工程的二期项目。在国家通过的有关规划中明确说明，中线工程将分两期实施，东线工程将分三期实施。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公布东、中线二期工程的实施规划。

即使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中线一期工程，也面临管理机制体制、水质保障、供水目标的实现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需要深刻总结。

不过，随着东、中线一期工程建成，西线工程以及东、中线二期工程终究迎来了新契机。

就南水北调“新工程”的现状和前景，东、中线一期工程总结以及如何看待中国日益增多的跨流域调水工程等一系列热点问题，《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研究所所长、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

王浩于2005年当选院士，长期专注于跨流域调水方面的研究，作为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了《全国水中长期发展规划》，作为主要专家参与了南水北调工程论证和《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等，并主持完成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专项中的《黄淮海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研究》。

早在1995年，他就开始担任原国家计委、水利部“南水北调工程论证”项目规划组专家。

此次专访中，王浩院士对南水北调工程已实施工程情况、未来前景等进行了全面介绍和分析。他始终认为，南水北调是中国水情的必然选择，因此对推进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以及中线二期工程寄予了很大期望。

但他也强调，必须谨慎推进跨流域调水，这样才能真正优化中国的水资源网络。

反对西线工程，并非反对调水

《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6月本刊采访你时，持续了数年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前期研究经费还没有下达。如今4年过去了，西线工程前期研究工作进展如何？

王浩：是的。从那年起，西线工程的前期经费就一直没有拨付，直至现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201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拨付了一笔研究经费，用于研究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建成通水后，能否通过扩大供水规模增加黄河下游引黄区域目前的供水量，减少引黄水量，最终把置换出来的黄河水调配到中上游地区。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有不少支持者和反对者，最近几年双方为影响决策都做了哪些事情？

王浩：反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人，不是反对调水，而是不同意提出的南水北调西线方案。

现在，有些人支持“小江调水”方案，即在三峡水库重庆开县小江段取水，利用三峡电力将长江水提升380米，送往城口，然后通过305公里的输水隧道、渡槽和长120余公里的天然河道，穿过秦巴山地。它在咸阳附近入渭河，最后进入黄河，经黄河小浪底水库调节后供水，也称为“三峡水库引江济渭济黄工程”方案。

“小江调水”需要把水提高近400米，每年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资源；另外，它只能够解决渭河以下的水资源短缺问题，黄河上游地区缺水和宁蒙河段悬河的问题无法解决。

还有部分人认为，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可以为黄河中下游增加几十亿立方米的水量，等量的水可以置换给上游各省使用。

黄河的问题在于“水少、沙多”，水沙交织在一起。若黄河中游头道拐断面不保证一定数量的下泄水量，黄河中游宁蒙河段泥沙淤积问题就难以解决。

从长江上游调水到黄河上游，不但可以解决黄河流域的缺水问题，还可以缓解黄河中下游泥沙淤积的问题，是一个战略性的、多目标的工程。

《瞭望东方周刊》：根据一些报道，不同的国家部委也支持不同的方案。那么到底有哪些因素或群体真正影响了西线工程的决策？你如何看待这些对西线工程的态度？

王浩：影响西线工程决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既有水量调出区利益诉求。比如四川省认为，西线工程调水后将减少长江上游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梯级电站的发电量和税收收入，如何补偿？也有生态保护团体反对，他们认为在长江源头生态脆弱区域实施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将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破坏。

长期关注南水北调工程的专家学者也有不同声音，有些人认为现在黄河泥沙少了，河道内的冲沙水量也可以省一些，同时可以用南水北调东、中线的调水补给黄河下游，通过水量置换，增加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可用水量。

反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从长江源头调水并不是一件坏事，能使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潜在的风险和影响，以便在规划论证阶段就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

要加快西线前期研究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前景有何展望？

王浩：我的意见是，要解决黄河流域水资源安全问题和泥沙淤积河道萎缩问题，必须实施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西线工程的前期研究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西线工程建设周期、投入等方面的最佳方案是什么？

王浩：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宜采取分两期实施。

一期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中前两期工程合并，从雅砻江、大渡河的干支流上七个水源点调水80亿立方米，二期从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调水80亿立方米。

至于建设周期，我认为会比原来预计的10年左右要快，随着施工技术的不断提高，工程建设的速度比以前快多了。

水利工程造价年年上涨，主要是因为移民搬迁、占地补偿标准提高了，政策性因素占的比例较大，工程本身的投入上涨倒不是很多，投资控制不是大问题。西线工程位于青藏高原，人口稀少，原有基础设施薄弱，淹没占地和移民搬迁补偿要比中线工程少得多，但主要工程都在生态脆弱区，应加强生态补偿、生态保护工程的建设。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西线工程技术方面的难点是什么？

王浩：10年前还算有难点，现在都算不上什么难点了。

西线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岩爆、涌沙、高地震烈度、活断层、深埋隧洞、高低应力、高原缺氧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近年来在我国的大型水利、交通等工程中都遇到过，积累了较为成熟的工程经验和较好的解决方案。如在锦屏水电站一级、穿越秦岭的公路和铁路隧洞上面的山体高达2000多米，青藏铁路建设为高原缺氧地区的大型施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上游调水的方案，如果真的实施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工农业生产生活可能会耗费更多的用水，如何确保有足够的水量来输送黄河河道的泥沙？

王浩：在水量分配、用水总量控制方面，黄河流域做得最好。自《黄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实施以来，沿黄各省市引黄水量基本都按每年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制定的分配方案执行。

另外，我国水资源“三天红线”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已经分配到各省、地市，从需求方面已经约束了用水；且水利部正在实施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系统建设，从国家到流域、到省、到地市层层监控，哪个部门用了水、用了多少一目了然。

目前，一些部门、团体、学者对西线工程的必要性和意义还缺乏认识。我用几组数据来简单说明一下：一是黄河流域的降水、特别是径流量减少显著，2001～2010年与1956～2000年相比，黄河流域降水量减少不足1%，但水资源总量减少15.8%，天然径流量减少17.9%，利津站实测径流量则减少一半以上；二是黄河流域缺水66.0亿立方米，上中游6省区的缺水量占89.2%；根据最新的能源基地规划，预计到2030年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缺口将高达128.5亿立方米，且仍有92.8%的缺水量分布在上中游6省区，枯水年缺水形势将更为严峻，更难以满足黄河河道内的生态环境用水需求。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建成后，先给能源基地供水，主要的地区和城市有甘肃的庆阳、平凉，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陕西的延安、榆林，还有城市供水，等等。然后，再用于输沙，把宁蒙河段、下游河道刷深，再配上黄河全流域的水库群联合调度，共同保持黄河的长治久安。

应尽快启动中线二期工程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中线一期工程接近尾声，你对南水北调中线、东线工程有怎样的总结？特别是中线工程从最早的140亿立方米调水量，最终缩减到95亿立方米，现在看难以满足北方的需求，是否有必要启动二期工程？

王浩：东线工程目前的挑战主要是水污染防治，还要继续努力。

国务院要求东线通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现在十几个国控断面里还有两个断面没有达标，都位于山东段，所以山东要加强治污。中线工程就是水量不够，给北京的不够，给河北的也不够。

北京人口近年来增加太多，南水北调规划论证的时候，北京人口是1200多万，现在达到了2100万，近15年来每年增加60万人，共增加了900万人。以色列缺水，人均水资源量为300立方米，而北京人均水量只有100立方米，比以色列少多了，可以说北京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城市之一。目前北京36亿立方米的用水量中，有8亿立方米是再生水，除了北京，世界上没有其他城市大规模使用再生水。

现在看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给北京市分配的10亿立方米水是远远不够的。中线工程要尽快开展二期的前期研究工程。有些人担忧汉江水量不足，可以先“引江补汉”，让长江水补给汉江，再调水到北京。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年，对于东线、中线这些工程有很多非议，你觉得哪些是合理的，哪些还有待深入探讨？

王浩：有些非议是不了解情况，起码不了解北京真实的缺水情况。

大家似乎感觉不到北京缺水，实际上把全世界缺水的报道集中起来，都不足以描述北京的水危机。北京地下水现在都掏空了，地下水位一年下降90厘米，有些地区地面沉降十二三厘米。

《瞭望东方周刊》：从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来看，跨流域调水中的水质安全存在很大挑战，对于丹江口水源地污染等舆论焦点问题，你如何看？

王浩：水质安全问题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看就是地方政府的管理问题。目前，镍矿、汞矿、铬矿、矾矿等小矿开采的现象在丹江口上游还非常普遍，要确保水质达标，必须标本兼治。

首先要优化产业结构，推行清洁生产；其次汉江上游家禽、牲畜等造成的面源污染，要想办法解决；第三应加强环境执法，提高环境违法惩治力度；第四国家要把汉江上游省、市断面水质达标情况纳入地方各级政府年度考核目标，实行一票否决。

《瞭望东方周刊》：对长江水资源，各地方都有很大期待，除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外，现在也有声音要求“引江济汉”、“引汉济渭”。也有声音说，中线工程存在“无水可调”的问题。你怎么看？

王浩：长江拥有96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未来南水北调、“引汉济渭”等跨流域调水工程竣工后，流域内用水和跨流域调水控制在2500多亿立方米，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大概为25%，还低于流域水资源合理可开发利用率的上限。

汉江流域的水还是足够的，丹江口水库年平均入库水量近350亿立方米，中线工程调走95亿，再加上“引汉济渭”调走10亿立方米，共105亿立方米，调水率约为30%，汉江是可以承受的。

遇到枯水年和特枯水年，中线工程调水量要比95亿立方米小，通过实施外调水与当地水、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联合调度，南水北调受水区的供水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要像防止战争一样减少跨流域调水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是否存在再进行多个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必要？

王浩：现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城市人口越来越多，水资源的天然分布和社会经济生产力布局不匹配，调水有必要。包括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建设了许多调水工程。

调水是最后的手段，必须先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万不得已再调水。过去我也曾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过一句话：要像防止战争一样减少跨流域调水。意思就是，战争是解决问题最后的手段，跨流域调水也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手段。能不调水就不调，万不得已了才调。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南水北调西线以外，还有哪些跨流域调水项目呼声较高、比较紧迫？

王浩：现在比较紧迫的有“滇中调水工程”。

云南省境内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江大河，水资源总量丰富，但大江大河地处云南省边界，而云南经济发达地区又在滇中高原上，“人高水低”，“水资源与土地资源、与经济布局极不协调”，昆明周边42个县市、近千万人口的生产生活用水得不到保障。滇中地区是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澜沧江流域、红河流域的分水岭，计划从长江上游金沙江调水到滇中地区。

还有辽宁省的“东水西调工程”，为铁岭、阜新、葫芦岛、锦州、朝阳等辽西地区最缺水的5个城市供水。

新疆的“东疆调水”也非常紧迫，新疆吐鲁番、哈密地区缺水，人们的生活、农业用水得不到有效保证，煤炭资源、石油资源由于缺水无法开发，可以从乌伦古湖、乌伦古河调水过来，把矿产开采出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规模小一点的调水工程还有上百处。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一个投资巨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而言，它的决策过程和主要影响决策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王浩：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决策过程，首先调入区各级政府根据当地水资源供需矛盾，调水水源地和线路筛选，先提出调水的设想；其次，水利部门勘察调水线路，估算投资和效益，如果必要且可行，提出跨流域调水的规划；然后对提出的规划进行论证、环评等；列入规划后，进入项目立项建议书阶段；然后进入项目可研阶段，最后进入设计施工阶段。一个跨流域调水工程，一般得花费近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最终批准，从开工建设到通水运行，少则5年，多则一二十年。

每一个跨流域调水工程，都要力求做到既符合自然规律，又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对于跨流域调水，我提出了经济准则、生态准则、工程准则、环境准则、社会准则等五大准则，这不是凭空想象的，都得过关才行。这是跨流域调水工程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也是影响跨流域调水项目决策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