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政坛陷入失联风暴

处理危机没做好准备

马航MH370失联事件，让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兼代理交通部长希沙姆丁成为“最无奈”的新闻焦点。

21天以来，这位有可能成为马来西亚下届总理的政治人物几乎每天都要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通报情况，同时面对的还有各种质疑和批评，甚至是奚落。残骸搜索和客机调查迟迟没有进展、各种矛盾的信息充斥媒体，让人们感到越来越焦急。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议员张菲倩对新京报记者说，从整个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到，马来西亚并没有准备好如何处理这次危机。“如果政府一开始就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有所披露，就不会出现第一周人们还在南海找寻飞机的问题了，”张菲倩说：“这不仅让马来西亚，还让很多国家都为之劳民伤财。”

张菲倩说，尽管是由同一个政府来处理事件，但却是不同部门在做相关工作，如果没有统一协调，太过随意的发布信息，很容易造成混乱。“这么重大的事件，相关人士所发出的信息不是很清楚，也不是很准确。”这让张菲倩感到十分困惑。

航班失联后，机场几乎所有的电子显示屏和电视都会滚动播出“为MH370”祈祷的条幅，电视节目中也会插播祈福信息。在吉隆坡的街头随处可见为MH370祈祷的电子屏或民众留言。但是，却很少有官员愿意在发布会外谈论起MH370有关的话题。

马航失联事件，正值马来西亚进行地区议会补选，也因此，记者能比较容易地接触到在一些公开场合竞选或助选的政府高官。

在执政党之一、马来西亚最大华人政党马华公会一次竞选拉票的现场，马来西亚第二财政部长阿末胡斯尼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对马来西亚的政治，他侃侃而谈，但一谈到失联航班，原本微笑的阿末胡斯尼立即变得神情严肃。停顿了片刻，他说，“和航班有关系的一切问题你最好问希沙姆丁。现在他是我们的发言人。”

慢一点但不至于隐瞒

观察人士说，马来西亚政府官员往往不太具备危机公关的技巧，往往只能以“不知道”来应对媒体。

“官员已经习惯了不讲话，所以在面临必须要回应和说话的情况下，几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张菲倩认为，安逸得太久了，因此对于危机的处理意识很差。

“他们习惯了面对国民用‘拖’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摆在全世界的目光下，就会变成很奇怪的事情。”张菲倩说。

国会议员助理林钊盈也说，“说不知道”已经成为一种通病，但他不愿相信马来政府在隐瞒信息。“下边的人要等上级官员下令才可以说话，否则就是一概的‘不知道’”。

林钊盈说：“其实政府不是不知道，而是必须要由上级来发布。在发布之前要检查，会不会带来政治风险或者危机，他们会有这样的考量。在这个过程中会浪费一些时间，慢一点，但不至于隐瞒。”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政府依然沿用过去的手法，念起‘拖’字诀。”马来西亚媒体《当今大马》华文版主编黄凌风说，“在他们看来，只要能拖到两周以上，就是胜利，因为新的丑闻出来了，旧的丑闻就不会有人再关心了。”

“作为公民，我觉得很丢人。老百姓已经习惯了（政府的做法），”前公务员陈天豪（化名）以自己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告诉记者，“这本来是只有我们（马来西亚人）知道的秘密，现在突然被全世界发现了。”

“由于地理位置关系，马来西亚没有地震、没有海啸，他们此前从未有过应对这样大的灾难的能力。”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专家额尔尼斯特·波尔说：“我认为马来西亚政府在这场压力测试中失败了。”

应请求更多国际力量

对外政策专家约书亚·科兰兹克则说，“马来西亚虽然拥有大选和民主，但是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一直被一个政党联盟统治着，这必然会导致政府缺少透明和对某些事情漠不关心，甚至对自己的民众和媒体存有敌意。”

英国《经济学人》最近以“裙带资本主义”为主题，分析了23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的类似情况，在这之中，马来西亚名列第3。

马来西亚现任总理纳吉布自2009年开始执政，而其背后的巫统和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在马来西亚已经执政了超过50年。纳吉布是马来第二任总理的儿子，而希沙姆丁则是第三任总理的儿子，两人还是表亲关系。因而在一次发布会上，一名法国女记者直接向希沙姆丁提问，他是否承认与总理纳吉布之间的亲属关系，是否因而受到保护。发布会现场爆发出阵阵笑声，而希沙姆丁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僵硬尴尬，在反问对方来自哪家媒体后，希沙姆丁坦承自己是纳吉布的表兄弟，但“不明白为何我要受到保护”。

事件发生的第一周，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始终保持着低调，仅仅在当周周末突然发表声明称，政府确信飞机存在人为折返的情况。但是他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在发布会开始前，新闻发言人就通报称，这场由总理召开的发布会不会接受任何记者的提问，这引起了在场记者们的不满，纷纷质问为何，但并未得到回应。

24日，纳吉布突然再次召开发布会，称根据数据分析，失联航班“终结”在南印度洋。这次他依旧来去匆匆，将更多的谜团留在身后。

有批评称，在目前，马来西亚承担不起保守的后果，只能尽可能地公布已经知道的信息——马来政府本身并没有应对这种问题的能力，应该请求更多的国际力量介入，而不是将提供帮助的人关在门外。

自航班失联后，马华公会志工团执行秘书长颜伟祥一直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做乘客家属的安抚工作，他说，马来西亚国家安全理事会有一个应急机制，用于应对自然灾难，但这一机制在这次的事件中并不适用。

颜伟祥承认，政府处理这次事件的效率不高，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民众也并不满意。但他说：“我们也可以看到马来西亚政府的进步。从新闻发布会来说，从一开始的一天三次到一天一次，从一开始的多人发言到专人发言，这些都是进步。可能在一些国家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但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确缺乏实际经验。”

【反对党】

“机长不是政治狂人”

机长是反对党党员

客机的失联，也把马来西亚反对派推上风口浪尖。这主要是因为机长扎哈里。客机上，他是最有可能将客机调转向印度洋的人。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反对党——人民公正党的党员。在执飞失联客机之前一天，扎哈里据称还参加了对反对派领袖安瓦尔的庭审。有说法称，扎哈里有着“狂热”的政治倾向。

以上这些说法，人民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都不认同。

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人民公正党对好几名党员进行过调查，没有一个人目击扎哈里有出席了对安瓦尔的庭审，“那天我也在现场，但我肯定没有见到过这位机长。当然他有可能在外面，但我们外面好几个党员也没有见过他。”

据蔡添强回忆，3月7日那天针对反对派领袖安瓦尔的审讯过程“相当漫长”。

由于当天下午有一个会议要参加，蔡添强早上陪同安瓦尔前往法庭后就离开了。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法庭加班到了晚上7点，并在当天对安瓦尔进行了宣判。

下午5点才急忙赶到法院的蔡添强感到事态不妙。“在马来，公务员正常会5点下班，而银行4点就会关门，这样如果当天晚上宣判，我们根本无法筹款将安瓦尔保释出来”。

蔡添强说，3月7日当天庭审出结果让所有人都很意外，“公正党的主要领袖都很吃惊，更不要说我们的普通党员会想到当天会有结果才跑去听审，”蔡添强说：“而且，扎哈里第二天要上飞机，他是凌晨的航班。一般要提前三小时到岗，这样他的时间会非常紧张，他在那个时候不太可能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扑朔迷离的安瓦尔案

外界之所以怀疑扎哈里有可能因为政治原因作出极端行动，是因为安瓦尔案件，牵涉太多的政治背景。

作为马来西亚最著名的政治人物之一，安瓦尔曾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5年的副总理，之后，他带领反对党，成为冲击马来西亚传统政治的生力军。2008年和2013年大选，以安瓦尔为首的反对派势力，一步步地从执政多年的国民阵线手中夺取大量议席。不过，从1998年卸任副总理后，他便深陷各种指控，包括滥权和鸡奸助理。2000年，他因此被判入狱9年。但2004年在上诉至马来西亚联邦法院后获释。2008年7月，在带领反对派大选大胜后，安瓦尔再次被指控鸡奸。尽管这一指控在2012年一度被法院推翻，但2014年3月7日，法院再次宣布安瓦尔罪名成立，并判其5年徒刑。但法庭同时也宣判，在安瓦尔上诉前，对其不予收监。

对于鸡奸指控，安瓦尔一直予以否认。而3月7日的那次宣判后，安瓦尔也失去了参加当月晚些时候雪兰莪州州议会补选的资格，反对派因此质疑，这是一次有政治目的的宣判。

“公正党没有极端分子”

通过各种涉罪指控打击政治对手，在一些国家并不鲜见。而安瓦尔所受的判决，会不会“刺激”其支持者扎哈里做出极端行为？

“我可以肯定地说，公正党的党员，没有一个会是狂热的政治分子。”蔡添强对此坚决否认。

蔡添强说，公正党在反对党阵营当中，一贯坚持中庸和中间路线。“用‘狂热’这个词形容一名公正党的党员，说明讲这个话的人并不了解马来西亚的政治背景。我也不知道这个说法的由来，究竟是出于怎么样的证据”。

“在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一直坚持符合宪法及和平的斗争方式，从未赞成过恐怖主义和暴力的方式，”蔡添强说：“如果有任何党员违背了这一点，我们会很严厉地处理。”

安瓦尔本人也否认扎哈里可能“政治狂热”。

由于遭到起诉，安瓦尔目前的身份暂时是人民公正党的顾问。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从2013年大选中可以看到，我们的支持率已经有52%了，不能说支持我的人都是恐怖分子。据我所知，机长是一个很专业的人，他最后一刻才接到任务要飞，所以对我来说很难说他是恐怖分子。”

安瓦尔说，在野党希望能够参与到搜救行动中，但却遭到了执政党的阻碍。“在国会就这个问题讨论时，竟然没有通知在野党议员出席，当我们反问他们时，他们竟然说：‘你们没有主动要求’。”

“政府在处理这次事件中做得非常不好，”安瓦尔说：“在国会议会上，我指着总理纳吉布说，你可以把我送进监狱，但是，我仍会继续和你们抗争。”

面对两次被控鸡奸罪名，安瓦尔说：“这是出于政治动机。如果这是真的，或者有证据也就罢了。”2012年宣布其无罪时，法院的判决书说，控方所提供的证据无法得到百分百的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