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召开以来,新型城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不过,如何让老百姓在享受城镇化带来的各项生活便利的同时,能够“看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是一个两难问题。
在日前于京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上,多位专家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已迈过高速期,未来须重质量而非速度,就近城镇化或将成为未来城镇化建设的重点方向。 追求速度已不可取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要远高于其他国家,同时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以美国为例,1900年其城镇化率为40%,到了1960年才达到70%。而中国1978年的城镇化率为17.9%,到2013年达到53.7%。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城镇化仅花了约一半时间,就实现了超过30%的增长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小青认为,美国等国的城镇化过程非常自然,而中国的城镇化夹杂了太多的人为推动因素。“推进城镇化不能急于求成,城镇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要遵循规律,因势利导,将其变成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他表示,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城镇化的速度高峰期已过,可能会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宋立介绍说,和国外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是分离式的新型城镇化。上世纪90年代前期是沿海地区的就近城镇化、本地城镇化,之后是异地城镇化。“这些年推进的城镇化只是劳动力的城镇化,没有实现消费者的城镇化。” 就近城镇化优势明显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有2.69亿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其中1.7亿是流动半年以上的农民工。专家认为,让1亿多农民“落地”,应大力推进就近城镇化。 “目前我国有660多个城市,农民工总人数约2.69亿。这些人要留在城里,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就地、就近城镇化非常重要。”徐小青说。 浙江农林大学中国农民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景新认为,就近、就地城镇化可以模糊成一个概念,但还是有些差别。居村农民在地、县级区域的城镇体系中实现城镇化,都可列入就近城镇化的范畴。 他同时表示,就近城镇化可多渠道化解2.6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困难,减缓沿海大城市承受的巨大人口压力。其次,可以优化城市结构,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此外,还可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居村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仍须进行透明制度安排 对于就近城镇化,专家认为,政府不应采取强制手段推进,而且目前仍有许多制度方面的设计要进一步完善。 “应当说,农民就近城镇化是一条最有利于农民发展、农民权益保护、农耕文明传承并与工商业文明融合的道路。其中,通过村域城镇化实现农民市民化最便捷,成本最低,农民经济权益和人格尊严最有保障。但是,村域城镇化和农民就地市民化是有条件的,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所有村域就地城镇化。”王景新强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则指出,就近城镇化是一个很好的愿景,但应认真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将占据基层支配地位的很多非正式制度安排及种种潜规则,转变为公开、公正、透明的制度安排和框架”。 “如果说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深化,不能创造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环境,恐怕企业会待不住,人留不下来,就业解决不了,公共优质资源没有,最终导致就近城镇化的落实成为问题。”张晓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