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不断增加的中国
摘要: 我们不应该再争论中国企业是否在创新，而应该将视野提升一个层次，去看中国企业的创新会给中国及全球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企业要想走在创新道路上走的更远，就应该引进人才战略，通过人才的培养驱动创新机制
| 我们不应该再争论中国企业是否在创新，而应该将视野提升一个层次，去看中国企业的创新会给中国及全球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欧高敦（Gordon Orr） 麦肯锡中国分公司创始人、麦肯锡亚洲董事长以及全球资深董事 3年前，中国专利申请数跃居世界第一；1年前，中国科学家发表的SCI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二；还有人预测，2015年，中国的SCI论文数量就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些数字代表了中国在科技创新上的进步，但这些数字，同样也是争议的焦点：海量的专利和SCI论文中，到底有多少具有实际价值和足够的影响力？为了向人们展示一个真正的“创新中国”，本期《环球科学》邀请麦肯锡中国分公司的创始人、麦肯锡亚洲董事长欧高敦先生出任客座总编，请他从一个中国观察者和研究者的角度谈谈他眼中的中国创新。 2008年，索尼公司关闭了其在美国的最后一家电视机厂。这并非世界工业史的里程碑，因为全球大多数厂商在那之前就都已把生产电子产品的“任务”交给了亚洲，承担这些任务的几乎都是中国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 这个故事的精华其实是在那之前的一次美国国会听证会上。 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曾担任克林顿决策顾问的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断言，这种产业流失意味着美国经济的成功，因为这表明美国经济已经向高端产业发展了，“如果我们想保住我们的全球地位，就必须专注于新兴产业而非落后产业。” 不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国家，这种论调很容易在那个年代赢得广泛的认同。但那之后不久，英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就在一篇写给彭博社的文章中强硬反驳了这种观点：“失去电视制造业绝不是成功，我们不仅因此失去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而且还丢失了我们在建造产业链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而对于科技进步来说，经验至关重要。” 后来的事实证明，拥有丰富产业经验的葛洛夫确实更清楚经济演进的规律。随着中国在电视领域建立起无可动摇的竞争优势，中国的科研人员逐渐学会了利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推进研发和创新，中国在更能代表未来的智能电视领域也因此不再受制于人。截止2012年5月1日，中国企业累计申请的智能电视相关专利已经达到4 408 件，其中芯片相关专利1 020 件，操作系统相关专利1 638件，人机交互相关专利1 642件，应用相关专利214件。 那是一段中国民营企业狂飙突进的岁月，也是创新理念、创业思想伴随着创富神话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时代。中国的民营企业原本是作为国有企业的补充而存在的。但在创新的活力被释放后，这里反而成为了中国赢得世界尊重、获得未来垂青、激发青年斗志的最重要品牌。 就在索尼关闭电视工厂的2008年，华为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首次跃居世界第一。随后，中国开始在创新的关键指标上不断赶超竞争对手：2012年，中国的研发强度首次超过欧盟；同年，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就在那之前10年，中国申请的专利还只有2012年的十分之一，世界排名也不过只有第七。 专注，是中国民营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胜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因为专注帮助中国企业学会了思考。在成长为国际品牌之前，海尔一直专心为那些被忽视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并从满足这些需求开始获得了巨大成功。当该公司发现很多人都在想方设法地防止室友“揩油”时，就马上开发出了带锁的电冰箱；看到日本人对宠物的喜好后，他们又研发出了专门用来洗涤宠物衣服的迷你洗衣机；为了让急躁的嘴馋者尽快吃到冰淇淋，他们又专门生产了配有隔层因此可以软化冰淇淋的冰箱。这些冰箱只使用了很少的专利，却带给了消费者非常好的用户体验。 开放是中国民营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开放帮助中国企业革新了思想。在谈起对中国创新体系的印象时，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没有强调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而是提到了那些活跃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周边的孵化器中的年轻人，“随着中国政府不断降低创业门槛，中国民营企业的活力将迅速上升，思想的交融将改变中国的年轻一代，也将改变中国的创新体系本身”。 当然，中国的创新体系还有很多瑕疵需要慢慢打磨。例如，中国每百万人口申请的专利数只有韩国和日本的10%，不到美国的30%，也显著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中国与创新领跑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均专利申请数已经超过了很多曾经远远领先我们的国家——例如俄罗斯以及包括巴西、土耳其和墨西哥在内很多同样心怀梦想的发展中大国。而且，如果考虑到中国国内和国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的数量都在以每年大约30%的复合增长率高速增长，消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欧高敦（Gordon Orr）对所有这些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作为麦肯锡中国分公司的创始人和麦肯锡亚洲董事长以及全球资深董事，他完整经历了中国在1992年之后的发展历程。在他来到中国的1993年，中国还在为彩色电视机的供不应求而苦恼；但在22年后，中国已经开始在争议、批评与赞誉中加速自身的创新进程。我们和欧高敦先生的对话，也就从那些围绕中国创新多年的争议开始。 《环球科学》：对于中国企业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目前似乎仍然存在争议。一些人认为，中国企业一直在奉行跟随战术，企业发展中的创新元素非常有限；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企业正在不断创新，只不过步伐仍然很小，冲击仍然有限。那么，在你看来，中国企业究竟有没有在推进创新？ 欧高敦：普通消费者对经济变迁的感知可能慢于经济结构变迁本身。2011年，我们在讨论中国创新的时候，选择的主题就是中国能否成为创新大国。这一年，当外界还在怀疑中国是否会一直保持快速跟进外国领先者的模式时，我们就已经注意到变化的出现，“中国能否成为创新大国”的问题在那时就已经开始变得过时，因为很多新兴产业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并获得了瞩目和良好的发展。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继续围绕着中国企业是否在创新而争论不休。从生物科技到互联网再到物流业，我看到的是中国企业正在探索新的业务模式，研发新的产品并提供新的服务，大多数企业都在通过自己的研发以及对本国市场需求的深刻认知来开展创新。 因此，我们应该将视野提升一个层次，去看中国企业的创新对本国及全球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因为不管是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发明了世界第一个戊肝疫苗，还是治疗肺癌的创新药物正在中国生产，抑或是可能大幅降低癌症检测成本的新型方法，属于中国的创新清单都将不断扩容。 此外，几乎每一家志在未来的中国科技公司都组建了囊括国内外顶尖研发人才的科研团队，并为这个团队配备了现代化的研究设施以及充足的研发空间，这是非常难得的。 《环球科学》：所以，你认为创新在中国民营企业中不但事实存在，而且正对世界产生影响？ 欧高敦： 当然。各行各业的“中国制造”正以其独有的方式越来越广泛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这其中甚至还包括很多我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的领域。没错，我们买的衣服还依然常常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但现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也都印着类似的标签。 仅仅几年前，纺织品和面料的创新桥头堡还在韩国，但现在，这一领域最激动人心的创新，尤其是可再生纤维的制造正在中国积极推进；仅仅几年前，全球个人电脑市场中的领先者还在美国，但现在，这个行业的领先者全都来自中国；仅仅几年前，中国人还在担心自己会不会在生物技术领域落后，但现在，华大基因已经拥有全球超过五成的基因测序产能，其测定的遗传物质序列数甚至超过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两大学府的总和；仅仅几年前，中国还没有什么为人称道的消费电子企业，但现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的中国品牌已经很多，这个行业最热门话题中就包括一家只有几年历史的中国公司，而华为更是全球多家电信运营商的设备供应商。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们已经不满足于只称霸本土市场，他们真的在对全球施加影响。百度在东南亚拥有Bahasa搜索引擎，这个引擎在数个东盟国家都已经取得市场份额；阿里巴巴在很多市场建立了当地语言的网站，它拥有美国奢侈品电商1stdibs的股份，也正在大举投资从新加坡到韩国再到意大利的物流和基础设施；腾讯也投资了泰国的一家门户网站和韩国的一家社交网站，并在很多欧洲国家不断扩大其社交媒体平台的市场份额。 这些事件可能并不为每个人所熟知，但确实可以用来说明中国民营企业正在进步。 而且，与以往在中国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国有企业相比，现在中国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在创新中有很多独特的优势。例如，国企管理者的关键绩效指标中没有创新这一项，而且创新产品的回报周期可能会超过这些管理者的任期，他们因此可能缺乏创新的动力；此外，国有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维持业绩的持续增长，创新对他们而言并不具有必须性；最后，国有企业中以达成共识为基础的决策机制太过拖沓冗长，这也不利于创新。但所有这些问题，信奉科技的民营企业都可以克服，他们因此可以在创新的路上走得更远更成功。 专利背后的中国创造 最近十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一直在快速增加。2011年之后，不论是申请数量，还是专利数的增长速度，都已经超过其他国家。
图片来源：汤森路透 《环球科学》：但与那些已经在创新领域建树颇丰的企业——尤其是世界知名企业相比，中国高科技民营企业大多是从追赶者的角色起步的。同时，中国企业又不会满足于这些成绩，他们一定会在创新的路上找到自身的定位。在研究这些企业时，它们在创新上的哪些不同之处让你更感兴趣？以你的视角观察，这些企业在创新方面还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欧高敦：多年来，价值驱动型创新是中国企业创新的源泉。这个战略意味着，企业在设计产品时，在质量、耐用性和功能上必须严格符合用户的要求，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折扣。一旦达到这一水平，企业就可以通过不断提高性能和降低成本来满足用户的更高要求。从建筑设备制造商三一重工，到大批低价智能手机制造商，再到中国市场占有率高达75%的心脏支架生产商，价值驱动型创新目前是，未来一段时间仍然会是中国民营企业创新战略的核心。 而且，随着更重视创新和实现自我的年轻一代的成长，中国科研人员开始具备越来越强大的自信。几年前创立的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百济神州，其首席执行官欧雷强(John Oyler)就特别提到他在公司里看到的中国科研人员的态度：“没有不可能的事，我们要化想法为现实；没有不能克服的挑战，我们要让全世界赞叹称奇”，这种精神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创新驱动力。 最后，我发现中国企业比以往更加懂得运用创新的方法解决问题。当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心存顾虑时，企业就会通过QR码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产品追溯，并承诺在48小时内送货上门；当社会信用评估体系尚未建立时，中国的金融企业却通过创新性的数据应用在一分钟内完成信用评估。 当然，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事物而言，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我想，中国民营企业的问题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首先，尽管中国的科研成果越来越多，但很少有中国公司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平台，而以往的研究告诉我们，这些平台才是那些声名卓著的科技公司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其次，大部分人都对中国创新的“演化式”特点都非常熟悉，其中一种广为人知的渐进式创新形式就是“山寨”，这种有争议的渐进式创新其实已经渗透到了经济的各个领域；第三，虽然政府和企业都在技术转移和人才获取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但这些投入的范围和力度都还不够，我们知道伟大的革命性创新只有在那些聚集了优秀人才、伟大领袖和先进文化的公司才能建立，尽管华为、海尔和联想这样的企业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更多的中国企业仍然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很多关键产业——例如医疗和汽车不但仍严重依赖与国外企业的合作，而且还缺乏可以与国际领先公司相媲美的创新成果。 《环球科学》：你刚才提到了政府。过往的历史证明，任何结构性的创新都不是企业能够单独完成的，政府都应该而且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崛起同样如此。那么，你怎样评价中国政府这些年的努力？政策的哪些方面是成功的？ 欧高敦： 积极的方面实在太多了。例如，过去15年中，中国的高校通过扩招，每年可以为这个国家贡献100万到700万名优秀的毕业生，这为研发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大量的智力资源；又例如，中国在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也向国外的科技企业敞开了怀抱，大量在华研发中心的设立帮助中国的年轻人认识到了研发的规律以及大规模快速推进商业化的方法。 中国的五年计划最近也越来越强调对创新的支持。这中间当然也有挫折，例如太阳能板块就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总体来说，这些计划让资金大笔流入了可能为国家带来长期利好的领域，这些领域此起彼伏的创新帮助中国经济不断进步的事实又强化了人们的信任。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也鼓励地方政府之间展开竞争，大家争相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因此，除去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一线城市，很多中国的二线城市也已经成为创新的沃土，很多新的技术都在那里孕育和生长。依靠着不断的创新，很多中国人都实现了财富的大幅增长，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进一步激励了更多的人去追求创新，一个有活力的经济体就出现了。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吸收借鉴了西方在培育新兴产业时的很多经验和规律，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仅仅十几年前，中国的风险投资还只是零星出现，但现在已经蔚然成风，投资者不但会提供资金支持，还会为创业者和企业引入人脉、管理等多层次的服务，这种资本带着其他资源追逐技术的格局一旦出现，创新的蓬勃发展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话题。 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对各行各业带来的巨变，中国人将其称为“互联网思维”。但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这跟中国政府其实干系颇深。在这个领域，中国政府刻意弱化了监管者的角色，他们没有过多干预企业对商业模式的探索。没有监管层做出的这些尝试，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其实很难具有如此强大的全球竞争力。 此外，中国让企业与官方研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如果大家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中国的很多生物技术公司和医药初创公司都与中国科学院和知名大学等科研机构联系紧密，这种产学研的结合也提升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因为很多难题都因此迎刃而解。 《环球科学》：但我们肯定不能满足于此，毕竟我们和领先者的距离依然非常遥远。那么，要想更进一步，你觉得中国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应该在哪些方面做进一步努力？ 欧高敦：之前，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市场上的赢家必须具备三种特质：对中国有深刻了解并将这种了解融入创新过程；留住本地人才，并营造勇于承担风险的文化；促进组织内部的合作。 今天，我们的这些判断仍然没有改变，但同时，我认为还有另外三个趋势会对中国的创新施加同样大的影响：中国大学在创新生态中扮演的角色、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的努力和新一代人才的出现。 中国的大学正在和国际接轨。举个例子，为了提升计算机水平，清华大学引进了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先生；为了在生命科学领域不再落后于人，清华大学引进了施一公先生；为了发展废水处理技术，复旦大学请回了郑俊华先生；为了从国外大规模地引进尖端人才，中国政府启动了“**计划”，而因为这个计划回国的大多数人才最终都进入了大学。所以，中国大学的科研能力正在飞速提升。2006年，中国学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只有46篇，但不到10年时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了差不多10倍，这些优秀智力资源应该得到很好地应用。 知识产权是另外一个可能关乎中国民营企业前途的核心问题。尽管全国范围内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但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包括组件和成品的逆向工程、仿冒和销售——仍然让众多从业者担忧。在这方面，我们既需要国家政策层面的行动，也需要企业自身的能力建设。华为就制定了一系列规定来防止知识产权外泄，该公司禁止任何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进出厂区，其从事最机密研究的那幢大楼不但不提供无线网络接入，电脑也都是固定在桌上并且完全没有外部网络的连线；海尔也对员工在技术平台上的操作——例如浏览网页和收发电子邮件有明确的规定。 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些企业并没有因此阻碍创新的发展，它们仍然是最有竞争力的中国民营科技企业，这也说明在不影响企业创新文化的前提下，建立强有力的防范机制是可行的，而这种机制对于创新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 最后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年轻一代的成长。谈到中国的创新，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催生专利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创新能力的提升速度。一些人认为，时下中国大学毕业生都具有显著的特征：教育程度高、家庭条件好，更愿意选择稳定的政府或国企就业。但我们应该看到，目前大学生最重要的就业渠道仍然是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的企业家也比之前的企业家更愿意塑造员工的创新精神。因此，年轻员工和公司扩张的同步增长必然会对企业文化和个人心态产生重要影响，不论年轻人上班第一天是什么样的工作态度，这些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对于新工作方式都具有很高的可塑性，他们对中国创新将产生深远影响。 《环球科学》：人才确实是创新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我们说“科技以人为本”，但其实科技研发同样要以人为本。在这方面，我们争论多多但收获寥寥，你觉得有哪些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欧高敦：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纠正一个已经获得普遍认可的错误看法：要拥有顶级人才就必须提供顶级薪水，留下优秀人才的惟一办法也是薪水。尽管目前，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中国企业要想赢得人才竞争就必须快速匹配不断上升的工资水平，但对于那些真的心怀梦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言，事情绝对不是钱的多少这么简单。 在中国，我们发现能力出众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项目领导者的速度远远快于他们在欧洲和美国公司中的同行。但我们也很意外地发现，这些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他们的工作中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正规职业培训，也没有可以学习的职业导师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引路。 作为回应，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其实可以通过对人才模式的战略部署吸引和发展创新人才。因为已有的经验表明，如果一家企业能够为自己的员工提供很多的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这家企业对自己的员工就会产生持续的吸引力；如果一家企业能够为自己的员工创造学徒机会，让研究人员能够在机制保障下与高级科学家在一个具体项目上开展工作，公司的创新能力就会迅速提升，公司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也会大幅增强，这因此是一个多方共赢的机制。 这方面，中国民营企业要向国际知名公司学习。例如，通用电气为研发人员提供了两条职业发展道路：研发和管理，研发道路可以让员工成为高级总工程师，从而让他们对需要深入使用技术知识的项目拥有决策权，管理道路则可以让一开始从事研发工作的毕业生发展成为实验室和全球技术管理人员，从而让他们体会到不一样的职业路径。学徒制也有成形的案例可供借鉴：微软会为业绩最佳的中国员工提供在公司美国研发部门工作的机会，诺华会为各个部门的主管聘用个人助手，这类职位并不是单纯行政类型的，而是让未来的经理人可以快速在公司晋升到高级职位。志在创新的企业应该知道，愿景有时候也是人才看重的元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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