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卡里亚：明天，美国还能创新吗？

         今天，美国的种种创新给全世界留下了印象深刻。在欧洲和亚洲，我不断听到当地人赞扬美国的创新和创业精神。但是，新的研究表明，在Facebook、Snapchat和Uber等一串串耀眼夺目的案例背后，美国的创新实际上处于困境。

         罗伯特·利坦在最近一期《外交事务》杂志上写道：“在过去30年里，美国初创公司的形成速度已经显著放缓，而技术产业的龙头企业大多都是老牌企业。” 1978年，新成立不到一年的初创公司占全美国公司总数的近15％；但到了2011年，这一比例已下滑至8％。利坦指出：“如今，企业破产率超过企业新生率，这是三十年来头一次。”

NASA为许多科技创新公司的崛起提供了重要支持。

         美国公司变老了。利坦注意到，“成熟公司，也就是成立16年以上的公司，在全美公司总量中的占比从1992年的23%上升到2011年的34%。”从历史上看，这个趋势将造成问题，因为老牌公司比年轻公司更注重规避风险，更僵化，也更局限于微创新。

         利坦提出了一系列不带党派偏私的解决方案，可谓不无道理：通过移民，吸引更多兼具技术实力与风险偏好的人才——他们是创业创新的生力军。此外，还需定期评议监管制度，减少不利于普通人创业的规章制度，降低互联网融资的门槛。建立和维护覆盖全社会的医疗保健网络，为跳出舒适地带的离职创业者们扫除后顾之忧。

         创业精神并不是创新的全部，技术也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美国的创新被吹得天花乱坠，仍有不少人认为，美国人并非生活在一个创新的时代。亿万富豪皮特·泰尔的风投公司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对推特的评价一语中的：“我们想要能飞的汽车，但我们只得到了140个字符。”

          大量证据显示，信息技术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并将继续改造医疗和教育等行业。但要知道，信息技术的崛起是多年投资结出的果实，如今我们急于将创新的果实连核带种一起吃掉，没人去为下一次技术革命松土灌溉。

         硅谷为什么成功？来自硅谷的人列出许多因素——诸如承受失败的能力、去层级化的制度、竞争文化等等，但几乎没有人会提及政府的作用。然而，孵化期的硅谷是与政府支持紧密不可分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加州之所以能汇聚这么多工程师，是因为美国国防工业巨头在当地吸引技术人才。许多点燃计算机革命火炬的传奇性初创公司——譬如仙童半导体、因特尔等——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美国军方和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都一直采购这些公司的产品，直到它们足够低价化、平民化，能够适应更广阔的商业市场。又比如，推动当今信息革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最初是为美国军方开发的。

         有时候，人们将政府的研究投入简单地等同于拨给高校的基础科学项目补助金，但事实上这种投入往往更加巧妙。我最喜欢的例子来自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的新作《创新者》——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资助了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的重大项目。该项目聘请了同等数量的心理学家和工程师，共同致力于寻找让“人类与计算机互动更加直观，呈现信息界面更加友好”的方式。该项目直接诞生出今天得到广泛应用的用户友好型电脑屏幕，以及ARPANET(美国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络)——即现代互联网的前身。

         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和技术的资助不应受到任何争议，因为这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投资。然而，政府科研投资占GDP的百分比已经跌至四十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在创业和研究等领域奋起直追。今天，要感受真正的创业文化，你得去瑞典、以色列、北京和班加罗尔。中国在研发上的投入正在比肩乃至超越美国。

但美国还有希望。印度企业家阿贾伊·皮拉马尔对我说：“美国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这些批评让你永远不能自满。”当外国人赞扬美国今天的创新时，作为美国人，我们应该确保明天还有能力创新。

        （原载于《华盛顿邮报》，题为《American innovation is in trouble》观察者网杨晗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