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贺：专访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摘要: 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立夏次日，记者于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见到了赵教授，乍眼一看很难相信这位笑容里溢满阳光的银发老人已是85岁高龄。和善的目光透过金丝边框眼镜望向记者，使人恍惚间觉得赵教授脸上的皱纹不像因岁月走过，而是笑容太多。
| 赵教授出生于1930年的北京，1948年从国立北平高级工业学校电机专业毕业后便投身于电力行业，1978年开始与电能质量结下了不解之缘，见证了电能质量行业的崛起。
治不愈的“职业病” 活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这也许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特有的精神标签，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有这种“职业病”蔓延。 当记者提及赵教授算是目前仍坚守在电能质量行业年纪最长的专家时，赵教授呵呵笑了起来，说道：“我不算是年纪最大的，原来我们这儿的总工，之前他们九十多岁还在电科院，像王冰洋教授九十多岁了，到去世之前一直在总工顾问这个岗位上。”被问到他们这一代是否对工作特别有热情的时候，赵教授把这种为电力行业坚持到老的情结称为“职业病”，“只是因为已经习惯了工作，有什么问题愿意参与，尤其是跟自己工作有关的，这也是兴趣使然。比如在杂志上看到关于台湾第三核电厂事故处理的一篇文章，经过分析之后觉得里面有不妥之处，就想着给它改正过来，后来他们那边也专门派人过来向我咨询意见。” 活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这也许是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精神标签，年轻一代需要被这种“职业病”所传染。 赵教授说现在的工作主要是接受其他单位的一些返聘(电科院到70岁就不再返聘)，进行一些研究，第一是把过去自己做过的东西逐渐完善，第二就是做一些发明，申请专利等，再有就是帮着别的单位跟电科院做一些项目把关和技术顾问。 “现在年年一直在写论文，最近几年写的是与电能质量相关的内容，但不是正面的，都是一些带有批判性质的技术文章，把别人做错的地方指出来，希望可以从侧面给行业做一些贡献。例如去年年末发表过一篇批判瞬时无功理论的文章——《评“瞬时无功理论”和方法》，瞬时无功理论本身是错误的，不仅在设备上造成重大危害，在理论上也使不少人陷入歧途，而且目前仍在发展，瞬时无功理论被更多学者使用，而其错误也每下愈况。例如有人竟从瞬时无功理论推出“无功守恒”结论，并且把瞬时电压电流当作矢量处理。这样的研究和发展使现在的三相电量的控制系统不论是否对称，都变到正交坐标去“解耦”。其实正确的电工理论，尤其是交流电路决不会只能用于三相。首先对单相就应适合。用一些变换，把瞬时量和平均值搞混，对事实并无益处。还有人用复杂电路去消除负序分量，其实负序分量是正交变换而不正交引入的病态。若去掉正交变换，回到傅立叶方法，这个病态就不存在了。概括说来，瞬时无功法是在傅里叶方法中加入 一段正交(Clarke)变换，这是对正交变换的滥用。没有它，各相电流经傅里叶方法提取谐波，并没有任何问题，也不会塞进负序电流。谐波检测必须回到傅里叶方法去。对称与否，单相或三相，傅里叶方法都是胜任的，而且可能逐渐更新。” “最近正在进行的研究有一个电能领域非常重要但好像从来没被重视的的问题叫谐波不稳定，是英国人在上世纪60年代首先发现的，它会造成很大程度上的系统扰乱，使系统不能正常稳定运行，尤其是直流输电跟电力电子设备多的时候。我们国家发生很多起，但是发生的单位都不知道这是谐波不稳定，以为是什么自己首先发现的怪现象，现在明确了这是谐波不稳定，最近写了篇相关的文章，希望可以警醒有关单位。” “最近在做一个发明，关于谐波潮流指向测量的仪器，现在城市里尤其是大城市，谐波治理总是治理不好，谐波到底朝哪个方向流的不知道，清楚有这么大谐波，但不清楚谐波是从哪边流到哪边，现在我们发明的这个仪器是可以分辨流向的，这样就可以将谐波治理装置安装在谐波流出的位置，以更快更有效的治理谐波。” “目前需要关注的电能质量问题是电压暂降，这是最严重的问题。我不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但我参加过的一些工厂问题的处理让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比如我到湛江，相关企业提到最麻烦的就是一打雷就跳闸，机器全停了，不跳闸的话远处的故障电压就突然下来了，下来以后好多电动机保护都释放了。湛江化工企业一旦停电恢复得很慢，不是给上就结束了，要一点点恢复，比如气跑了，料要重新配……。现在重要的地方会安装电压恢复器，比如奥运会时候，但这个装置并不普遍，也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方法应该是电源的不间断的切换，有备用电源是最好的，有问题的部分把它鉴别出来，这样虽然总电压掉下来了，但我知道是这边的问题，那么我们切掉，让那边正常运行，这个需要很快的速度，因为电压暂降也就十几个周波的时间。” 记不住的往年事 记者进入中国电力科学院时，曾无意间看到大厅墙边宣传栏上的标语“中国的电力，我们的事业”，已至耄耋之龄的赵教授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用大半生的时间践行。 聊起自己的成就，这些年都获得过哪些奖项，赵教授说的最多的几个字就是“很多记不得了，都不是什么重大事，现在就只关注注现在、未来能做什么”。 赵教授是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过贡献的离休干部。“我是1948年到解放区去的，那时候唐山先解放，我们就去接管了唐山，到建国的时候回到北京，然后日本人撤离之后又去了东北，一直在电力部门工作，参与过一些重大事故的处理，一些新建项目的策划实施。” 赵教授谈起往年的成就总是寥寥数语，仿佛是在聊几点吃饭何时休息一样稀松平常，嘴角仍旧高高扬起，唯一能令人觉出这些重大事件与他有关的只有那淡淡的、悠然的目光。 “在东北呆到40多，1978年需要调一批技术人员回北京，便同科研人员一起回来，之后辅导了高考恢复之后的第一批电科院电力研究所的研究生。具体的接触电能质量问题是在1978年，回到电科院后开始研究谐波，之前是有一个研究谐波的人，但因为当时要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做这块儿工作须懂外文，不然没法处理这些问题，我便参与做电能质量方面的工作，如治理谐波研究、标准起草等。” 说到最难忘的事儿，赵教授提到的几个阶段都与国家有关。在这代人心中，祖国繁荣昌盛最重要。 那个特殊的时期，政治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赵教授之后提到，1957年国家开始进行“反右运动”，第二年便他被贴上了右派标签，直到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后被平反。中间1960年曾被下放到黑龙江农村进行劳动改造，骑过马、打过渔、种过地……，“马能骑但不熟练，打渔也没学好，要不是去劳动改造一年还真没有这个机会，总是在办公室。”当记者问到被打成右倾时的心情是否很忐忑时，赵教授说：”我这人比较乐观，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自己知道我是什么。那时环境非常不好，但心情一直比较过得去。” 生活里总有苦，总有甜，要懂得甜时思苦，苦中作乐。 谈及与电能质量的缘分，赵教授说记得住的有两件事儿：“第一件是1953年属于抗美援朝时期和中科院电工所(当时的机械电机研究所)在东北做串联补偿的研究，当时有一个工业基地在中苏边境，打仗之后因为需要制造武器，用电量就大幅度增加，但是电送不过去，因此我们就做了串联补偿装置，这个项目叫做“鸡密线串联补偿”。这件事被写进了中国工业发展史里。第二件是1982年到1983年准备直流输电，因为直流输电非常耗费精力，当时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比如直流输电由葛洲坝送到上海电压是±40万，电流1200安倍，但是直流里的谐波只有150毫安，你要在1200安倍里测出150毫安，差不多千分之一的量剂，要准确测出是很难的，后来我们在上海南桥做了装置测出来了。因为干扰太厉害，外面都测不出来，当时西门子也觉得挺震惊的，觉得我们不可能测出来。” “热爱这个工作，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那就做出一个成绩来，抱着愿意做的心态去探索值得研究的东西，相当于爱好吧，因为不像艺术家随时都有灵感。” 电力与艺术貌似千差万别，但热情是魔术师的指挥棒，起落间为赵教授的电力生涯赋予了别样的艺术魅力。 停不下来的旅行 说起25号即将开始的北欧之行，赵教授的笑声里充满孩子气的期待。 “我年年都出去，现在身体还可以，10个小时左右的飞行都可以接受，每次出去主要都是坐游轮，在海上游览各个城市，比如之前去过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去年春节前后到过南美、加勒比海、墨西哥、牙买加、美国东西海岸。” 岁月是片云彩，轻轻地来，轻轻地走，好像在赵教授的心里不曾留下痕迹。“80岁的时候我还可以环游世界”，这不是一句宣言，这是事实。 走正常化的家庭 我在年轻的时候与你相遇，我们相识，相知，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行至中年，我们各自为事业打拼，养儿育女，我们相依，相偎，定下白头偕老的承诺;如今，终于满头白发，我还在，你去哪儿了? 赵教授的爱人是东北人，在赵教授人生最困难的时期与他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冬季耀眼的雪，长白山挺拔的红松见证了他们简单纯粹的爱情，从黑龙江到北京，60年相依相随，阿姨于2010年因患癌症与世长辞。 被问到家庭和工作哪个更重要时，赵教授回答：“两个都重要，工作上年轻人更偏重于积累经验、积累知识，不一定要求立刻做出很多成绩。家庭就是走正常化的路。生活也没有大喜大悲，不可能像剧本那么戏剧化。” 活到明白的年纪 日子在盼望和等待中过去，当我柔软光洁的发丝全部转成银白，当我像所有人一样慢慢老去，能够留下的，还有年轻欢乐的笑容。 “相比年轻时候，到这年纪就看开了，好多事情自己也能分辨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不是一时的口号和兴趣，赞成的可能是对的，可能是错的;也可能以前不对，现在对。” 谈及当今社会，赵教授说：“现在腐败是一个大面积存在的现象，但不是因为这种现象普遍，它就可以被忽视，腐败终究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下去肯定是不行，要想办法遏制住腐败这条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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