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院士：高碳发展不是必由之路

       我国政府6月30日发布了《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这一文件，阐明了中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与相应的政策措施，这不仅将积极推动国际气候谈判，促进合理的国际气候制度的建立，也将有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成就显著。同时，粗放的发展方式造就了复合型、压缩型和结构型的环境污染问题，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迅速增加，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6吨/人·年）已逼近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中国一些较发达地区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已达10吨/人·年以上，超过了欧、日历史上人均年排放的峰值，而且还在增长中。

       处在现代化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适当偏重，单位GDP能耗适度偏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随着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还继续以GDP论英雄，依旧粗放发展，以为要走向现代化就得走“先高碳、先污染”这条路，甚至把我们的人均能耗、人均排放搞得比一些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峰值水平还高，那就会落入不可持续的困境。

       主要发达国家几十年来形成的人均能耗和相应的碳排放，呈现出差异甚大的两种类型：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人均年能源消耗超过10吨标煤，人均年二氧化碳排放高达18吨左右，显然这是一种无法推广、不该效法的模式；而另一类发达国家（包括欧盟主要国家和日本）的人均年能耗则稳定在5~6吨标煤，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约6~9吨，仅为美、加的一半或1/3。而欧洲和日本的人均GDP水平与美国相当。

       由于发展方式和政策导向不同，欧、日等国已走出了一条较为低碳的发展路径，证明了走较为低碳道路的可行性，而且欧洲还在力求进一步降低人均碳排放。各国“环境——经济库兹涅兹曲线”的模样虽然有一定的普遍性，但那个“倒U形”曲线的顶部高度却可相差不止一倍！这对我国选择发展路径是极有启示意义的。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避免盲目跟随美、加模式，走“先高碳后迫降”的冤枉路。

       显然，高碳发展不是通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认清国情，我国尤其需要低碳发展。第一，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短缺，是一个基本国情，我们没有粗放发展的资本和理由；第二，环境容量有限，是另一个基本国情，我国东部的单位国土面积上消耗的煤炭是全世界平均值的12倍，我国东部的环境负荷是全球平均值的数倍；第三，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比例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数据表明：我国空气的PM2.5构成中，源于煤炭和石油燃烧的粒子占了一大半，而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中，煤炭和石油燃烧排放也占了一大半，说明绿色和低碳有很强的协同性，工作方向上有高度的一致性；第四，我国生态环境的自然禀赋比较脆弱，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我国更需要重视“在保护中发展”。

       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不仅是一个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变化，而且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实现由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由低端产业向新型产业的转变；由传统发展路径向创新驱动路径的转变。转向低碳发展并不容易，粗放发展的惯性很强，要转变对高碳发展的路径依赖需要作出非凡努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推动低碳转型的重要动力，是我国自身的战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