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阿龙：科研就像马拉松

 从开始认识微生物领域到获得诺贝尔奖，阿龙与医学的亲密接触已经超过40年。在阿龙看来，坚持科研，就像坚持一场马拉松比赛，只不过这一坚持可能需要20~30年才能有所成就。

休闲西装、深蓝色毛衣加一条少许褪色的牛仔裤，足蹬一双黑色运动鞋……这就是阿龙·切哈诺沃的全部装束，单从衣着，你无论如何想不到眼前的人正是久负盛名的最早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以色列人，但从他不停转动的眼眸和因常思考问题而习惯性紧锁的眉头，你又能够判断这必是一位深藏大智慧的学者。

不久前阿龙因一次会议来到北京时，接受了《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

“我来教你英语，你教我中文。”与阿龙交谈时间不长，他即表达了自己想要学习中文的想法，当记者面露谦虚、实则内心澎湃地表示自己的英文水平确实有待提高，阿龙毫不掩饰地说：“那又怎样，我的中文基础才是零呢。”幽默的自嘲一下拉近了交流的距离，没有身份隔阂的压力，采访愉快而顺利。

“放纵式”培养

2004年，阿龙与以色列科学家阿夫拉姆·赫什科（AvramHershko）、美国科学家欧文·罗斯（IrwinRose）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他们发现了泛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一种蛋白质降解的重要机理）。201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作为一名摘得科学桂冠的自然科学家，阿龙的成功与他的聪明、能干、刻苦密不可分。问及成功的秘诀，阿龙脱口而出：“要刻苦、有耐心，而且必须喜欢你所做的东西。”在他看来，当今青年大学生们要努力学习、努力奋斗以不断获得知识，当学有所成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报效祖国；尤其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珍惜自己的青春，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上。

阿龙说自己的个人成就不足为谈，但毕竟作为以色列第一批诺贝尔科技奖得主之一，他将这枚诺贝尔奖视作为祖国争取到的荣誉。“我的祖国很小，也因此人们的思想更加灵活，为年轻人提供的学习方法也很多元。”阿龙十分感激他所获得的所有学习机会。

谈到儿时父母对自己的培养，阿龙也表达出感激之心，“家里有很多书，我都会翻看，父亲从不拘束我”。3岁时跟随身为英文老师的母亲学习英语，读书、写字更是早早启蒙，“小时候因懵懂翻阅了各式各样的书，印象里读得最多的是有趣的历史书。”阿龙分享道，那时看的书大多不明就里，但是阅读的兴趣从此就不曾消减。

父母对其学习热情的“放纵”加之其上学之后老师提倡的独立意识，共同造就了阿龙自由、自立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老师不会告诉学生该不该做什么，而是要靠学生自己跟随老师的想法，发现并提出问题，由‘该做’变成‘想做’，主动要求老师的帮助。”

不是最优秀的

一颗对外界事物永远都充满好奇的心是促使阿龙学习的原动力，“我们都希望青春永葆，获得永生，获得高质量的生命，这样我们就要治愈所有的疾病，这个梦想能不能实现？”对微生物的探究越多，阿龙越是对其痴迷，“从开始研究疾病是怎么来的到后来化学实验室里检验病毒、检测药物，一切都在等待有探知欲的人发现更多的真理”。

专业研究之外，阿龙的好奇心还体现在积极学习身边的不熟悉的事物。阿龙说，他的生日是10月1日，和新中国的生日是同一天，加之近年来应邀来华的机会增多，他对中国很有感情，“搜集了很多中国的历史资料，了解一个国家的过去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阿龙打算下一步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地方特色与风土人情，“中国的食物也是需要花时间慢慢体验的，实在太丰富了。”

虽然赢得了科学类最高奖项，阿龙仍不认为自己是专业领域内最优秀的人，就像读书时也没强求自己非第一名不考，“小时候的成绩一直不是最好的，这样才有发展空间和目标，如果一直保持第一的地位，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发展潜力和上升余地。”虽然强调自己并不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但能考取当地录取率非常低的医学院，足以验证阿龙的“不做最好才能不断提升”的经验。

保持优异成绩的法宝是善于思考和探究问题，也正是由于习惯独立思考，阿龙很少参与学校的集体活动，“思考是一个人的事情，但实践则是需要团队的合作。”阿龙强调，安静、独立是为了解放自己的思想，而团队协作则是将想法付诸行动的保证。“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同样离不开整个科研团队的支持。”

大学期间对生物学理论课的学习加上实验课上的动手能力训练，为阿龙以后的科研工作打下基础，阿龙庆幸自己学生时代遇到了很多鼓励学生动手实验、发现结论的优秀教师。而被学习占据大部分时间的阿龙愉快地抱怨：“都没有时间谈恋爱。”

专注科学四十年

从开始认识微生物领域到获得诺贝尔奖，阿龙与医学的亲密接触已经超过40年，“我只知道这很重要，但是并不知道会发现什么。”阿龙说，坚持科研，就像坚持一场马拉松比赛，只不过这一坚持可能需要20~30年才能有所成就。

当初，阿龙是以色列理工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做了很多手术，见多了各种各样的病人，感受了他们的痛苦之后，他开始对病理产生了兴趣，越来越想弄明白病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并慢慢地想到了分子水平、蛋白质上面去，于是从医生转到了科研岗位，当起了大学老师。“这么多年来，我对我现在从事的研究依然非常喜欢，非常有热情，尽管已经得到了诺贝尔奖，但还是有耐心并刻苦工作，除了睡眠以外，其余时间都在工作，当然不仅是科研。”

除了科研以外，阿龙对人文艺术也很感兴趣。平时他喜欢听音乐，读小说，看看文学艺术作品。坐飞机时，他戴着耳机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夜深人静，他才有时间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小说。

阿龙还喜欢旅游，利用每年去各地讲学的机会四处游历，至今已去过一百多个国家。摄影也成为他讲学之下的“副产品”，每次出门，他都用镜头记录下他遍布世界的足迹。不过，在阿龙看来，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做出最好的科学实验，他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工作，它就像爱人和孩子一样让人难以割舍。”

阿龙的妻子是一名外科医生，“她同样受到过高等教育，我们一起读书、听音乐，度过轻松时刻，几乎无话不谈。”阿龙介绍自己的妻子时说，“因为各自都非常忙碌，因此也格外珍惜在一起的时间。”言谈中透着不能多陪陪妻子的愧疚。

访谈结束时，阿龙询问在哪里能够买到中国的丝绸，他要为妻子带回一件礼物。每次外出，挑选当地的特色产品作为礼物，是他对妻子的承诺。

 个性化医学，一场新的医学革命

《中国科学报》：你和同伴的研究在DNA修复和控制、治疗人类疾病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你认为对人类疾病还应该进行哪些深入的研究？

阿龙·切哈诺沃：我们都希望永葆青春，获得高质量的生命，这样我们就要治愈所有的疾病，这个梦想能不能实现？历史告诉我们不能。但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寿命得到大幅提高。与此同时，人类也付出了新的代价——新疾病不断出现。这意味着，人类在医药上必须抢先发力。

如果说以阿司匹林为代表的第一次药物革命是偶然发现，第二次革命则是化合物组合和筛选的发生。第三次革命则是个性化药物的研究，即DNA药物，人类的基因组测序成本已经大大降低，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基因组的秘密，相信这些基因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个性化医疗，并且尽可能地具有经济性。个性化医疗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方向。

《中国科学报》：个性化药物的研究面临哪些困惑和障碍？

阿龙·切哈诺沃：在DNA和生物制药方面，我们享有的个性化药物里面就有很多个性化的问题。很多疾病由于不同的基因而形成，很多不同的基因发生了突变，不是解决一个基因的突变就能解决问题，有些病有好多基因突变，是一个多极导致的疾病转变。

个性化医疗同样面临诸多个性化的障碍。病人基因的不稳定，导致治疗也不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环境、基因型很复杂；畅销药的时代已经结束，治愈一种疾病可能会有几种药物，患者吃哪几种药可能没有太大区别……

而且，我们在很多疾病上没有动物的模型，也不能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开发新的药物费用非常非常高，有时一个药物开发达到几十亿美元。

此外，人们担心如果制药厂知道病人的基因组排序，个人信息会不会被泄露。生命伦理学方面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中国科学报》：关于个性化治疗，如何制定合适的价格，让更多的人受益，这种方式如何普及？

阿龙·切哈诺沃：如果说我们要采取个性化的医疗，怎么能够使其更具有普及性，使人们可以负担得起。作为一个化学家，我不能对价格进行评论。

目前基因测序价格已经有非常大的下降，而且越来越多的药物变得非常便宜，随着各国医疗保险的完善，每个人都更趋向于获得非常好的医疗服务。但保险和医疗服务肯定是有限度的，越来越多的人会额外自己花钱购买医疗服务。

如今世界范围内的医药领域都有非常大的发展，个性化的医疗成本价格也是基于药物价格的，也许在未来很多的药物类企业可以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可以花很少的钱购买服务，不过现在作预测为时尚早，或许我们可以咨询经济学家如何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