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寿波院士：我国综合能源研究四起四落

■中国工程院院士 徐寿波

正因为能源问题本身是错综复杂的，如能源相关的技术要先进、要可行，经济要合理，煤、油、水、核、新能源要协调发展，能源生产和能源节约要协调发展，能源开发、运输和市场要协调发展，能源、经济、环境要协调发展，能源要可持续发展，要高效率发展，所以必须对这门科学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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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1955年9月，我先后在南京金陵大学、南京工学院动力系发配电和电力系统专业学习，毕业后到长春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1956年，工作才一年的我和黄志杰被中国科学院选派赴前苏联科学院动力研究所学习综合动力工程学，准备在国内开创这门新学科的研究。

1960年，我于前苏联科学院动力研究所毕业，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满怀着报效祖国之心及为解决国家综合能源问题贡献力量的激情回到祖国。然而，归国后我却没找到对口单位。因为当时正值中国经济低谷，计划建立的能源研究机构未能建起。后又遇上“文革”动乱，我先后工作过的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等单位几经折腾，综合能源研究也随之经历了几次起死回生。

1958~1960年

第一次起落

1956年，在周总理主持制订的我国第一个“十二年”（1956年~1967年）长远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动力研究”被列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根据规划要求，中国科学院从电工研究所派我和黄志杰两人去前苏联科学院动力研究所学习综合动力工程学专业。这是一门新学科，它是“十月革命”后由列宁的亲密战友、电力工程师、首任前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克尔日柴诺夫斯基在制订著名的俄罗斯电气化规划中创建起来的，他后任前苏联科学院院长和动力研究所所长。我和黄志杰两人的导师是魏以茨通讯院士。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动力研究室（所），中科院院士吴仲华是领导，其中有综合动力研究组（室）。本来我们两人留学回国后是要到这个动力研究室（所）工作的，但由于1959~1960年我国经济遇到困难，这个动力研究室被合并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60年我留学回国后，中国科学院把我分配到力学研究所，让我到位于怀柔的研究基地研究导弹的动力经济。由于导弹动力经济与综合能源专业完全不对口，我并未前去，仍然回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综合能源研究第一次上、下马。

1962~1970年

第二次起落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燃料动力问题严重，缺煤，经常停电，对生产生活影响很大。为此，国家科委专门成立了燃料动力政策办公室，对综合动能研究十分重视。1962年我和黄志杰一起打报告给国家计委（后为发展改革委）和中国科学院领导，要求成立综合动能研究机构，后来被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批准成立“综合动能研究室”，由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代管。1963年，在聂荣臻同志主持制订的我国第二个“十年”（1963~1972）长远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动能研究”又被列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1963年11月，李富春、聂荣臻批准原国家科委可燃矿物综合利用组关于中国科学院综考会“综合动能研究室”扩大为“中国科学院动能研究所”的建议，但后来并未执行。“文革”开始后，1970年，由于中国科学院综考会被撤销，“综合动能研究室”也随之下马。

1972~1973年

第三次起落

1972年，中国科学院把原撤销单位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合并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地理所经济地理研究室成立了“动能研究组”，这已是第三次成立“动能研究组”了。当时由于我的“技术经济”研究被批判，所以全力以赴搞节能研究，得到了国家计委的重视。当年11月27日，国家计委领导给中国科学院去函，要求“动能研究组”承担我国二次能源利用、重油合理利用、锅炉改造、电能合理利用、煤矸石利用等五项科研任务，但中国科学院认为地理研究所搞动能研究不合适，1973年11月派人通知地理所撤销“动能研究组”。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综合能源研究第三次上、下马。

1975年~1979年

第四次起落

为了继续开展国家急需的动能研究，我们不同意撤销。为此，我和黄志杰又一起打报告给国家计委领导袁宝华、李人俊、谷牧和余秋里同志。后来，宝华和人俊批示“动能研究十分重要，亟待加强”（1974年1月20日）；秋里批示“这个意见很好，可同意，请考虑”（1974年1月25日）；谷牧批示“我认为是个好的意见”，并提了三点意见：1.中国科学院应加强动能研究；2.对动能研究应有一个统一规划；3.保留现有中国科学院动能研究力量。

1975年，中国科学院恢复了综考会（当时叫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组），同年4月，中国科学院下文保留“动能研究组”，仍放在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组。由于中国科学院对中央领导的批示没有执行，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前，一个20多人的“动能研究室”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但是由于这项研究又是国家很需要的，国家计委很重视，所以其他研究室有几个同志自愿与我一起承担国家计委“二次能源利用”等研究任务。由于1978年科学大会前，我在中国科学院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要加强能源科学研究的建议，受到国家科委能源局领导的高度重视，我担负起草全国能源科学技术规划的任务。后来，这个规划被国家批准列为八大科学技术研究领域之一。从此，原来动能研究室的同事也回来了，我负责的“综合能源研究室”的人又多了。

为了加强综合能源研究，1979年我认为有必要成立能源研究所，正式向中国科学院提出建议，但最终并未成功。之后，经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同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能源技术经济研究所”，指定我负责筹备。这样，中国科学院综考会“综合能源研究室”就下马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综合能源研究第四次上、下马。

1979年，我建议国家应成立统一领导能源生产和利用节约的综合部门——国家能源委员会，这个建议被中央领导采纳。1980年的一天，我到中南海向胡耀邦、余秋里汇报，当时没找着我，黄志杰去汇报后，中央领导当即决定把“综合能源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能源研究所”。

后来这个所完全脱离了中国科学院，由国家经委领导，不久又改为国家计委领导（现在是国家发展改革委领导）。从此，综合能源研究就一分为二，除了这个能源所以外，还有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专门进行的综合能源研究/能源技术经济研究。后来我到国务院能源规划办公室咨询研究局和国家计委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一直从事综合能源研究和能源技术经济研究。

与煤炭、石油、电力、核电等能源研究不同，综合能源研究/能源技术经济研究，只有国家综合部门才真正关心，因为不完全是能源技术科学，所以在中国科学院四起四落，其最终离开了中国科学院。但是，国内外历史事实证明，能源问题始终是摆在人类面前非常重要的问题，开展这门大交叉科学的研究，即使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认为很有必要，非常重视这方面研究。

正因为能源问题本身是错综复杂的，如能源相关的技术要先进、要可行，经济要合理，煤、油、水、核、新能源要协调发展，能源生产和能源节约要协调发展，能源开发、运输和市场要协调发展，能源、经济、环境要协调发展，能源要可持续发展，要高效率发展，所以必须有这门科学的研究。这也是支撑我50多年来，始终坚持在第一线进行能源研究，并取得200多项科研成果的最大信念。